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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期: 2020年1月號

本期分析：中國媒體控制的全球化：從2019年開始的主要趨勢

新聞報導：

• 中共新意識形態的推行反映在2019年的流行語中，網路控制
• 在2019年加劇的控制中  調查新聞報導在夾縫中前行
• 對電影、影像和文學作品的限制加劇
• 監視趨勢：城市監視、數據洩漏、出口限制和公眾的擔憂
• 香港：2019年大規模的沒收手機和人肉搜索引發對隱私權的擔憂

本月圖片：被審查的奧斯卡最後名單

本圖轉自紀錄片《獨生之國》，該片由王男袱和张嘉玲共同執導，進入奧斯卡獎「最佳記錄故事片」入圍名單。中國媒體只提到了入圍名單中15部影片中的14部，而未提及《獨生之國》。該片對中國數十年來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對中國家庭造成的影響，提出了深刻的情感共鳴和批評性的刻畫。在11月8日亞馬遜Prime頻道上播放該電影後，配有中文字幕的盜版版本一夜之間在新浪微博熱傳，直到24小時後審查介入。在中國網路搜索該電影的片名和相關標籤，並不會找到任何結果。（圖片來源：《獨生之國》）

本期分析：中共媒體控制的全球化：自2019年開始的重要趨勢

中國共產黨影響國際媒體的行動正在迅速擴張— 世界對此的反應亦如是

作者：薩拉•庫克
 

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位官員要求當地記者從其工作的媒體網站上刪除一篇質疑中國經濟健康狀況的文章，並說若不從，他將會被中國納入黑名單。尼泊爾一家與新華社簽有內容共享協議的國營新聞通訊社針對三位記者啟動了調查，只因他們傳播圖博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消息。德國的一家區域公共電視台近期上了一檔與中共國家電視台聯合製作、報導當今事務的節目，因此飽受批評。東帝汶民主共和國（Timor-Leste）不顧非洲各電視台表達的擔憂，迎來了兩家中國公司管理其擴展數位電視的計畫；這些中國公司將對於觀眾能夠接觸到哪些電視台有極大的影響力。

以上只是過去一年的部分案例，展現了中共正在全球推廣更具侵略性的政治宣傳，以及加強執行針對與其利益相關的言論審查。《自由之家》上週發佈的一個新報告 – 「北京的全球揚聲器」（Beijing’s Global Megaphone） – 描述了中共媒體影響的一系列策略，並提出了證據呈現其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以及這些影響所引發的來自各國政府、獨立媒體、科技公司或是公民社會的反制行為。

該報告追蹤了中共自2017年以來的策略及其效應的演化過程，以下為四個在2019年最為顯著的趨勢：

一、動員面向他國的國營媒體以打擊中共的敵人：長久以來，中國的主要國營媒體在國際上一直具有一定的聲量。但是最近，其中的大多數媒體在中國國內被封鎖的國際社交媒體平台上愈漸活躍，並且吸納了數以百萬計的粉絲。面向外國觀眾的內容主要為中國和其政權做正面宣傳，並著重報導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同時洗白中共的對於人權的侵犯。然而在2019年，隨著香港的民主抗議和新疆維吾爾人在集中營被羈押捕獲了國際的眼光，針對中共鎖定的敵人、越來越具有攻擊性和負面的內容，開始被散佈在關於一般日常的內容當中，如關於熊貓、開發項目和中華文化類的帖子中。

例如，去年夏天，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的英文臉書頁 — 中共國家電視台的海外國際分支 — 針對其逾七千萬的粉絲發佈了幾則影片，或把香港抗議者比作恐怖份子，或重複傳播已被證明是捏造的內容。去年十二月，中國環球電視網英文、西班牙文和法語版的臉書頁面張貼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紀錄片」 ，內容為所謂新疆維吾爾人帶來的恐怖主義威脅。在數小時內，其中一則影片便吸引了2萬5千多次的瀏覽量，對中國環球電視網的內容來說這是相對高的流量。

二、在全球社群媒體平台上展開傳播假消息的行動：過去一年來，以有組織的網路帳號假扮作是普通用戶張貼信息的俄國式假消息宣傳，成為在中共海外傳播中共敘事的新手段，儘管這一現象早在2017年中期就已開始。先前，根據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調查，大多數的證據顯示這類隱密政治宣傳只出現在中國國內的平台上。然而在2019年，該機構報導，中國政府展現了「積極使用臉書、推特和YouTube的興趣」。這三家公司都宣佈大量刪除其認定被動員於中共假消息行動的帳號。

針對這些被移除帳號的詳細資料分析顯示，儘管中國當局在海外的假消息行動還處於相對初始階段，但他們學習的速度很快。在台灣，其針對中文社交媒體的操作比其在全球範疇下的行動更加成熟，關注的專家們注意到假消息變得更更難以查明。還有，雖然推特採取各種措施來移除與中國相關的帳號網絡，與中國政權有關聯的網軍顯然在該平台仍相當活躍。這一點，從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在10月份發推文支持香港抗議後，所引發的威嚇式宣傳攻勢可見一斑。親北京的網軍也被懷疑正以行動操縱中國以外的主流資訊平台的內容排名，包括在Google搜索引擎、Reddit和YouTube上的內容排名。
 

證據顯示，中國的平台上的政治審查擴展至海外：隨著中國的社交媒體公司及其主打的應用程式在全球逐漸大受歡迎，它們也為中共創造了新的管道以影響海外的新聞傳播–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便是微信。微信是一款結合即時通訊、群聊、商業服務和電子支付於一體的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為騰訊所擁有，並稱在中國國內有十億活躍用戶。然而，根據估計，微信在海外–特別是亞洲地區–擁有約一到兩億的用戶。在微信的全球用戶中，數百萬人是身在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海外中國僑民。在這些民主國家中，微信越來越頻繁地被政治人物用來和他們的中國裔選民溝通。 

隨著中國國內的網路審查日益箝緊，報導聲稱微信員工正在刪除外國用戶張貼的政治敏感信息，甚至關閉他們的帳戶。2019年4月，研究人員發現證據指出微信有系統地監控海外用戶的通話，並標示政治敏感的內容作為某種形式的監視，即便他們並未阻擋此類訊息的傳輸。另外，中國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旗下的應用程式抖音在2019年成為全球被下載次數最多的應用程式之一，特別是在美國的青少年用戶中大受歡迎。如微信一樣，有報導說抖音已在審查被中國政府認定敏感的內容，或是更大範圍地將政治性內容降低關注度。

意識到北京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後，用戶們的反制也持續增加：隨著北京擴展媒體影響的行為被揭露，大量的國際社群和普通用戶開始意識到，中共具有影響中國之外的人們能說什麼、讀什麼和看什麼的能力。去年秋天是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數週之內，由中共引起的自我審查和壓力波及了流行文化偶像如NBA、諷刺電視影集「南方公園」和電動遊戲公司暴雪。看到有公司為了避免冒犯北京而屈服、甚至審查別人的言論時，許多普通民眾–包括體育迷和電競遊戲的參賽選手–都非常憤怒。

日益增長的覺醒，促使民主國家的政府開始檢視北京的媒體介入和投資活動。2019年2月，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美國根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FARA）」進行登記，此事件彰顯了美國ˊ針對涉有專制極權影響的活動加強執法力度以及透明化的措施。去年11月，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針對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公司在2017年對Muciscal.ly公司的收購發起了範疇擴及全美的安全評估，該收購是開發和傳播抖音的關鍵。在澳洲，一系列的境外影響力透明化法案–包括類似FARA的登記要求–自3月份開始生效。同年，英國的媒體監管機構就CGTN錄製和播出強迫認罪畫面和其對香港抗議有偏見的報導是否違反了電視播放法規的調查案例，增加了八例的調查。

2018年到2019年，在有相當穆斯林人群的有影響力的發展中國家裡，包括印尼、肯亞和突尼西亞，對中國的公眾認同分數下降了7到17個百分點。上個月，在土耳其裔足球名星梅蘇特·厄齊爾（Mesut Özil）在其一則社群媒體貼文中，突顯了新疆維吾爾人的困境，以及數穆斯林人口眾多的國家對此的噤聲。在貼文被廣傳後，諸如科威特（Kuwait）、約旦（Jordan）和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官員和民眾已採取行動，透過發佈聲明、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和禁止遣返尋求庇護者，來展示他們對該議題的支持。

尚無跡象表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們有計劃在2020年放慢他們影響全球媒體的步伐。事實上，他們很可能將新的反制行動視為自己必須加強類似行動的信號。這樣的趨勢使得其他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工作者、科技公司和公民社會所採取的透明化、保護媒體自由的措施，變得更為重要。這類措施將在加強民主體制抵制其它國內和國際的威脅方面帶來額外的益處，而這些威脅看起來將會逐年增加。

薩拉∙庫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資深研究分析員，《中國媒體快報》負責人，「北京的全球揚聲器：自2017年以來中共媒體影響之擴張」一文的作者，該文發表於2020年1月16日。

該文章還於2020年1月21日發表在《外交官》上

中共新意識形態的推行反映在2019年的流行語中，網路控制

2019年見證了中國政府對國內媒體和網路空間的控制加劇。各級當局更協調一致地推行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個人形象，和種種中共優先推行的意識形態。這一點可在中國的網路用語中明顯的反映出來，而且看得出這種趨勢在2020年將會繼續，特別是在新的內容管控法規在三月份開始生效之後。

• 分析《人民日報》的政治用語：最近一份對中共官方媒體中政治用語的分析報告，表明了習近平統治下加強的馬克思主義和專制意識形態的轉向。這份報告是由附屬於香港大學的一項獨立研究「中國媒體項目」（China Media Project ）所發佈的，該報告分析並檢視了2019年在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中出現主要詞彙的頻率。許多用的最廣泛用到的詞彙反映出了習近平日益增長的權力或其對意識形態的影響，譬如：在詞彙頻率方面，根據該報告的話語熱度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一帶一路」被標識為「熾熱」或「火熱」級。作為對照，該報告的作者、資深的中國記者和媒體學者錢鋼指出，「在2019年，在中共的政治語彙中我們看到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對『政治體制改革』一詞的完全拋棄」，這詞曾定期出現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儘管其在內涵方面比國際上通用的更有限制性。其它一些自由派的詞彙被標識為「冷」級，反映了對它們的使用被限制，如「司法公正」、「依憲法治國」和「跨黨派民主」。
   
• 網路流行語：由中國政府支持的一家研究機構公佈的「2019年度網路用語」遭到了網民們的冷嘲熱諷。該流行用語是由「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發佈的，包含了從主要國內媒體中抽出來的新詞、流行語和網路用詞。然而，許多網民指出，包括諸如「5G元年」和「止暴制亂」（後者指的是針對仍在進行的香港抗議）這類的語彙，或根本不為人知，或是全然地配合政府准許的敘事。可是，另一份由文學雜誌《咬文嚼字》所發佈的用語列表可以發現，中國政府試圖將公眾情緒導向與國家方向一致的作法可能已經結出果實，儘管該雜誌本身比其十年前受到更強的審查控制，這也影響了其列表中的詞彙選擇。2009年，該雜誌的年度列表中包含了意指政府虐待和社會病態的詞彙。而在2019年的列表包含了詞彙「996」，意指軟件工程師們對中國科技公司從早9點到晚9點、一週6天的工作文化，但表示對政府不滿的詞彙卻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該列表包含意指流行文化的網路爆紅事物，如：習近平愛用的詞「文明交流互鑒」，習近平推行的技術「區塊鏈」。在8月份，在香港抗議者將懸掛的五星旗摘下並拋入大海後，「14億護旗手」一詞被熱傳一時。
   
• 新的網路內容管制：12月20日，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CAC）頒布了《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其中除了指出中國政府不鼓勵的內容（譬如與性相關的內容，或違反政府宗教或其它政策的內容）外，還列出了各種特定種類的、要被提倡和優先化的內容，譬如習近平思想和對中國文化的正面表述。然而，對各式各樣的非政府團體被期待協助政府進行網上內容管理，引發了人們新的擔憂。根據該規定，「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不僅是政府和科技公司的責任，也是社會和個人的責任。此外，這些規定基於中國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範圍寬泛到廣受惡評。該規定中的條款也指出了新科技在審查中扮演的角色，人工操作和各種演算法都被用來識別和刪除非法內容。該規定計劃2020年3月生效，可能會進一步限制網路信息共享。

在2019年加劇的控制中，調查新聞報導在夾縫中前

在中國準備邁入鼠年之際，其給予獨立記者的空間繼續縮小。12月，「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宣佈，中國在監禁記者方面名列世界榜首，至少有48位記者被監禁。儘管其中只有幾位是在2019年被捕的，數字表明更多的抓捕和長期拘留反映，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新聞自由越來越不為當局所容忍。廣州中山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在2011年至2017年間，中國的調查記者減少了58%，只剩175位。在過去幾年，中國許多最知名的調查記者，包括張文敏、劉萬永和紀許光，已經停止報導、被禁止寫作，或逃離中國。
 
 然而，有限的批判式新聞報導仍在勉力求生。在「全球深度報導網（GIJN）」的2019年度最佳調查記者名單中，突顯出許多中國記者不顧國家審查而描繪敏感話題的作品。該名單包括在描寫以下議題的文章：

• 化工廠爆炸：3月21日，江蘇響水化工廠發生爆炸，78人死亡。事發兩個月後，《財新》的記者們調查了未經檢查、沒有監管的經濟發展是如何導致災難的發生。
   
• 《穿山甲報告》：作為全球環境報導聯盟（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的一部分，10位來自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記者和他們的數十位國際同仁一同完成了一部關於瀕臨滅絕物種–穿山甲的非法貿易的報告。
   
• 內蒙古瘟疫：11月，《北京新聞》的記者們調查了發生在華北自治區內蒙古的肺鼠疫，據信是由鼠疫感染所致。
   
• 官員腐敗：對內蒙古大量當地腐敗官員的調查後，《財新》發表了一份檢視其官員影響力和庇護網絡的詳細報告。
   
• 校園謀殺：2003年，湖南懷化一家學校大樓項目後勤主管被殺，一涉的嫌承包商被捕。《財新》記者追蹤調查了殺人犯的包庇者以及為何此案長達16年卻仍未破案。
  
  總部位於北京的《財新》，報導了「全球深度報導網（GIJN）」5篇受矚目文章中的3篇，該雜誌是在中國僅存的擁有堅定調查報導團隊的財經新聞媒體之一。

對電影、影像和文學作品的限制加劇

中國2019年的政治控制加強，不僅影響了傳統的和網路媒體，也影響了藝術、文學和娛樂相關內容。以下是一些最近的例子：

• 官方媒體抹去提及中國紀錄片的內容：政府審查者已經刪除了提及中國前一胎化政策的中國紀錄片《獨生之國》的內容，在其於2019年11月進入奧斯卡「最佳記錄故事片」的入圍名單之後。該片由王男袱和张嘉玲共同執導。儘管其加字幕盜版在網路上流傳，《獨生之國》在中國官方管道依然無法觀看。
   
• 北京藝術展被取消：11月末，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 宣佈取消美籍華人藝術家劉虹的畫展。藝術家劉虹以其對歷史、記憶和性別議題的作品而聞名，其畫展被取消則是在習近平統治下增加針對藝術的審查的另一案例。這可能更反映了在中美貿易戰下，針對來自美國內容創作者的嚴格審查。12月27日，據《紐約時報》報導，許多美國作家著書的中譯本在2019年被中止出版。
   
• 圖書館審查令下的焚書：12月初，甘肅省鎮遠縣的一家地方圖書館，因當眾焚燒「非法出版物、宗教類出版物，特別是『含有偏見』的書籍和影像資料」，而引發公眾與政府的批評。儘管官方媒體說當事著將會受到調查，當地圖書館實則看來是應政府的指令而行，該指令要求政治敏感性讀物在全國範圍內從圖書館下架並銷毀。
   
• 中國獨立影展停辦：1月初，「中國獨立影展」主辦者宣佈該展將無限期停辦，因為面對日益加強的官方控制，該活動的舉辦已「不可能」。自2003年開幕以來，由於該展放映如政治歷史和同志題材的敏感內容，南京的這個影展間歇性地接到有關部門的威脅和恐嚇。
   
• 兩家領先的圖庫網站被「糾正」：12月10日，兩家中國最大的圖片機構被暫停營業，因其未經適當的安全評估而與外國機構合作，以及沒有資訊服務的執照。這兩家機構「視覺中國集團」和「IC 圖片」 隨後在他們各自網站上簡短聲明，說他們正在進行「全面開展自查整改」。這位被預期的暫停，導致從這兩家獲取圖片的全國各家新聞媒體和網站亂成一團。

監視趨勢：城市監視、數據洩漏、出口限制和公眾擔憂

中共建立監視系統的努力在2019年仍未停歇，後果令人堪憂。然而，線上和線下對於這種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的反制行動也跟進升級。

• 大規模的國內監視能力進一步擴張：根據12月17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中國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國內整合監視系統之一。中國政府如今能夠從監視攝影機、手機和其它來源–有時是在人們不知情的情形下，利用許多中國科技公司提供的技術支持–來收集數據。這些記錄，結合在政府部門檔案中存有的文件，可以大幅度加強政府識別和密切跟蹤數以百萬計的個體的能力。此外，他們對收集來的資料的安全保護之薄弱令人吃驚。從一個警察運營的資料庫可見一斑，該資料庫在2019年3月洩漏了3億6千4百萬項社交媒體用戶資料，這還只是去年諸多中國公民個人資料大規模被洩密的案例之一。在一些情形下，居民們採用低科技的手段來弱化監視系統的有效性，譬如把門撐著不讓它關上以避開靠面部識別技術的鎖門機制。浙江省的一位教授針對一家公園要求面部掃描而提起訴訟。然而，不斷被揭露的中國政府的監視範疇表明，當局仍然會繼續發展其監視能力。
   
• 學校監視系統的一訓洩漏彰顯薄弱的資料安全：一家非營利機構  GDI基金會的研究人員維克多·杰弗斯（Victor Gevers）發現，一個四川中學的未加密的資料庫存有130萬學生、老師和員工的記錄。該　資料庫包含用以訓練面部識別系統的高精度照片，以及其它關於學生的數據，譬如成績單和GPS定位。該調查呈現了被收集資訊的廣度，以及其存儲是如何不安全。事實上，12月4日由Comparitech公司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其研究的50個國家裡，中國對於保護蒐集自公民的生物數據的記錄是最糟糕的。
   
• 新的美國監視系統出口限制：美國頒布將於2020年1月6日生效的新管制，該管制將進一步限制 美國衛星空間成像技術軟體的出口，該軟體可用於軍事和監視。該措施源於對於美國的尖端技術有可能被用來加強中國的人工智能產業的擔憂，並且適用全球。這些法規是對2018年一項法案研究具體實施的第一步，該法案授權美國商業部改進對中國、及其它美國被視為對手的對象出口敏感技術的監管，相比較工業界的其他監管方式，此監管範圍還是相對狹窄的。

香港：2019年大規模的手機沒收和人肉搜索引發對隱私權的擔憂

隨著香港抗議運動並未減緩的跡象，人們對警察的針對抗議者收集資料的擔憂持續增加。在2020年1月8日的一次立法會會議上，香港保安局長李家超（John Lee）表示，在2019年6月至11月間，香港警方扣押了涉嫌參加反政府抗議人士3721部手機。作為回應，代表信息科技事務的反對派立法議員莫乃光（Charles Mok） 對如此大規模地把抗議者當作目標而表達擔憂，他還擔憂警方可能會解鎖這些手機來收集他們的資料，或者甚至可能在歸還沒收的設備前在其中安裝木馬軟件。政府代表就警方是否用間諜軟件來解鎖抗議者的手機未作澄清。

甚至在李家超局長發表評論前，對於警方搜集資訊的擔憂就已被提出 。在12月19日的一則推文中，民主人士黃之鋒寫道，在他8月30日被捕後，警察擷取了他的手機訊息，儘管他從未提供過他的密碼，警方也未就此給他正當理由。黃之鋒說他是在其中一些簡訊被在法庭上作為呈堂供證時，才發覺手機被解鎖了。警察反駁黃之鋒的指控，說他們得到了地方法官授權而為。

這些發現使人們對香港政府對資訊隱私的承諾提出嚴重質疑。在《個人資料（隱私）條例》（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下，現有的保護條款模糊不清，提供警方以「防止偵破罪案」來獲取個人資訊等非常寬泛的免責。另外，對政府監視的擔憂不僅限於警方沒收手機。抗議者因擔憂攝影機內裝有面部識別軟件，而開始配戴面具以防香港和中國當局識別出他們的身分，。

不單是當地政府在侵犯香港居民的隱私權。支持和抗議政府的雙方網民，都曾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攻擊他們的對手，以搜尋對手的個人信息並公佈在網上作為一種報復手段。人肉搜索的對象包括警察、記者、抗議者、政府職員和各種政治人物。照片、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和家庭成員信息之類的個人信息，被公佈在各種網站、社交媒體和加密傳輸的通訊應用程式「電報（ Telegram）」上。自去年6月依以來，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PCPD）已收到了關於人肉搜索的4700例投訴。

10月份，香港高等法院頒布禁令，禁止未經許可分享警察和他們家庭成員的個人信息。然而，當地的法律和法規目前仍無法有效地控制這類手法。12月，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Stephen Wong Kai-yi）承認人肉搜索是個問題，並表示他的辦公室將與各網路平台一道刪除「恐嚇性訊息」。

重點反制：在2019年的打壓中倖存的異議人士

2019年間，新的以及持續對勞工維權人士、人權律師以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群體的打壓，進一步抑制了對政府的批評、訊息息分享和草根維權。到年底時 —  在中國當局可能認為許多國際關注者心思放在聖誕過節之時 — 安全部門進行了一輪對維權人士的拘捕和審訊，其中包括一個在12月初參加私人晚宴的團體，在該晚宴上他們就中國的民主轉型願景進行了討論。
 
但是在這些和其它限制中，中國網民仍持續的堅持嘗試保護基本自由、分享新聞和獲取關鍵資訊。在整個2019年，自由之家《中國媒體快報》在這方面突出報導了這些冒風險的舉動，譬如記者們主動在高規格的政治聚會報導、軟件工程師在未封鎖的GitHub網站進行抗議，設法傳出的在新疆集中營和法輪功學員身亡於監禁中的視頻、以及中國網民採用文字遊戲來表達他們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其它在去年發生的例子有：

• 中國律師陳秋實8月份到香港旅行，並對香港抗議進行直播出和社交媒體報導。他因而被公安人員限制出境。
   
• 一場快速組織起來的國際行動，成功地阻止了將維吾爾人玉素甫（Ablikim Yusuf）被從卡達（Qatar）遣返回中國，使其安全抵達美國。
   
• 11月新開的一臉書頁面使得在香港和其它地區的中國用戶可以匿名表達他們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該頁面在兩個月內吸納了12000名粉絲和無數的貼文。
   
• 中國監獄的一名犯人成功的將一份求救訊息藏在聖誕卡中，被一名6歲的英國女孩發現，從而導致Tesco玩具公司暫停了與其供應商的合作。

同時，在對翻牆軟件虛擬私人網路（VPN）的加緊審查和加劇打壓下，每月依然有數百萬的中國人持續利用此工具翻過網路防火牆。事實上，據諸如GlobalWebIndex 和 Hootsuite 類的市場行銷公司報導，估計有31 ～ 35%的中國網民在2019年持續使用VPN。如果其對全中國8億網民的報導準確，將有相當於大約2億5千萬的人在翻越網路防火牆。

圖：在英國一張聖誕卡中發現來自一位關押在中國監獄的外籍人士所寫的短信

2020年未來關注：

• 利用新的科技手段來進行社會控制：隨著在全國和地方的政府和私營機構繼續利用新科技 — 特別是5G和人工智能驅動的技術，如面部識別 — 未來更應關注利用這些新興的科技手段如何被用來加強政治和社會控制。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China Telecom）最近關於5G網路的一則廣告表明，中共居委會老年志工使在用裝在手機裡的面部識別軟件，來識別自行車竊賊並且通報警方。該手機供應商告訴媒體說，還沒有開發此產品的計劃，但是此舉看起來在現實中式可行的。也應關注全國或當地與社會信用系統相關的發展。
   
• 對台灣和香港的加劇影響措施：雖然中共試圖操控訊息平台，香港的親民主陣營，以及台灣的蔡英文和民進黨，都分別在11月份（香港）地區選舉和1月11日的台灣大選中獲得勝利。在2020年，應該關注中共對選舉操控更加精緻、複雜和強勢的企圖，特別是在香港立法院選舉前夕。還可以關注中共設計的選舉操控策略，這些手法在過去的台灣和香港選舉中都被揭露—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平台的假消息傳播—以及它們如何被擴散到其它國家。
   
• 全球反制的影響和演變：未來應關注2019年各國政府針對有問題的、反民主的中共境外媒體和科技的影響範圍所採取的措施之作用、結果和實施情況。這些包括對美國政府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制裁、英國監管機構對中國官方媒體的調查，以及在澳洲施行的「反外國干預法」。還可關注其它國家所採取的類似行動是如何反制中國媒體的全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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