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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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關於中國的新聞自由之新聞和分析的月刊

第156期：2021年9月

本期分析：香港大選前，公司必須採取行動保護數位權利

本期新聞：

• 官方媒體直擊塔利班接管、傳播COVID-19虛假訊息的說唱、對西方制裁的報復
• 審查近況：內容刪除針對關於性別身份、自然災害、體育、教育、司法裁決的發文
• 監控近況：具有象徵意義的個人信息法、監管應用程式的運動、地方規則
• 對記者、中共批評家、宗教人士的起訴和定罪；詩人的自殺
• 中國之外：美國公司限制對北京的批評，華為設備協助網路控制，維吾爾人在全球受到恐嚇，環球電視因播出強迫招供畫面被罰款

重點反制：學者丶民間團體丶戛納電影節抵制北京的全球審查做法

未來看點

行動起來

本月圖片: : 警察設置路障的洪水紀念館

7月27日，警方短暫拘留了財新網的攝影師陳亮，他用無人機拍攝了這張為河南毀滅性洪水中的受害者臨時搭建的紀念碑的照片，這場洪水造成300多人死亡。7月22日，14名乘客在被水淹沒的地鐵車廂內死亡後，悼念者將鮮花和悼詞放在鄭州地鐵沙口路站的入口外。當局設置了障礙物來阻止紀念活動，並拘留和粗暴對待記者們，最終部分障礙物被拆除。（圖片來源：陳亮）

本期分析：香港大選前，公司必須採取行動保護數位權利

私營部門可能被迫在啟用和抵制國家鎮壓之間做出選擇。

作者：代安玲和伊莎貝爾·林澤

香港警方於 7 月逮捕了兩名男子，因為他們在臉書群組發文呼籲抵制親北京的電視頻道及其廣告商。 另外，香港警方下令將一個流亡維權團體的網站在全球下線，儘管只是短暫的下線，但隨後於6月在香港封鎖了該網站，因為該網站主張民主。 根據8月份出臺的新法律，香港人可能因在互連網上「褻瀆」中國國旗或國徽而面臨最高五年的監禁。

這些只是過去三個月的幾個例子，說明自北京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國安法）以來，香港的互連網自由在一年中是如何急劇下降。 作為近期鎮壓行動的一部分，許多法律被援引，但嚴厲的國安法——作為對2019年民主抗議運動的直接回應——標誌著香港向更嚴格控制數位空間的更廣泛轉變的轉折點。

現在，另一個清算時刻即將到來。 12 月 19 日，政府將舉行拖延已久的立法會選舉——這是自北京下令對選舉制度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以來，在國安法下進行的第一次重大投票。 在新制度下，所有候選人都必須經過國家安全警察和政府指定機構的篩選程序，直選議席的席位從立法會的一半減少到不到四分之一。 親民主反對派陣營也遭到一系列驅逐和起訴的破壞，許多潛在候選人被監禁或流放。 與此同時，香港以前充滿活力的民間社會和媒體行業在過去一年也面臨著類似的無情打壓，隨著用戶刪除可能被視為非法的社交媒體發文，網上自我審查也有所增加。

如果這次香港政治和公民空間的徹底改革預示著即將發生的事情，那麼 12 月的選舉很可能會引發新的異議爆發，甚至對香港的人權施加更多限制。

預期數位選舉干擾

即將到來的大部分角逐將在網上進行，自由之家已經確定了四種主要的數位干擾形式，需要在選舉日之前註意。 雖然許多（這類干擾形式）在中國大陸封閉的環境中很常見，但直到最近它們在香港才為人所知。 問題在於，領頭的私營公司是否會通過捍衛還剩有一些的香港傳統上自由開放的互連網，來幫助避免這波新的鎮壓浪潮。 

首先，一些線上活動被捕的風險很高，例如關於選舉的批判性討論或分享公民不服從策略。 網上活動被捕在香港是一個相對較新的進展；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網民對因網路言論而面臨更嚴重的法律後果只能屈從。 但是，根據殖民時代的煽動叛亂法和國安法，香港人因網路言論被捕和起訴的人數急劇上升，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被判無期徒刑。 一項新的選舉法將煽動某人破壞選票或將選票留空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政府正在計劃立法懲罰「假新聞」，所有這些都可能導致因網路言論所致的進一步逮捕和監禁。

其次，政府批評者可能成為網路攻擊的目標。 自 2019 年以來，此類活動愈演愈烈，兩起與中國政府有關的重大襲擊攻擊了抗議者使用的 Telegram 和 LIHKG 平台。 在 12 月選舉之前，針對候選人、民主支持者、記者、數位媒體網站和民間社會組織的網路攻擊可能會擾亂競選活動、有關選舉的獨立訊息的交流以及抗議活動的動員。 

第三，新聞媒體、民間社會網站和社交媒體平台有可能因承載呼籲抗議、支持反對派候選人、籌集私人資金或批評選舉過程以及香港和中國政府的內容而被封鎖。 在國安法的授權下，香港警方越來越多地命令互連網服務提供商封鎖網站，自 2021 年 1 月以來，已有六個網站被暫時或永久封鎖。雖說在防火牆後面的大陸用戶在沒有虛擬專用網絡 (VPN) 的情況下被限制訪問數千個網站，香港更廣泛的網站封鎖趨勢將等同於互連網自由的嚴重下降。

第四，選舉可能會向個人、媒體組織和科技公司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刪除線上內容。 6 月，警方以國安法相關指控逮捕了蘋果日報的高級員工。 結果，該報被迫關閉並刪除了其所有線上內容，而數位媒體《立場新聞》出於對類似起訴的恐懼，也刪除了其所有線上評論文章。 今年夏天，香港公共廣播電台《香港電台網站》刪除了其所有英文推特發文和YouTube 和臉書上所有超過一年的節目。 7 月，政府對《個人資料（隱私）條例》進行了修訂，允許隱私專員下令刪除在線內容，如果海外科技公司不遵守刪除要求則可逮捕這些公司的員工。 該法案草案遭到了行業機構的反對，但預計將在選舉日之前投票成為法律。

私營行業應對鎮壓的必要性

香港鎮壓的速度和規模令人震驚，需要民主世界做出協調一致的反應。 各國政府應公開反對香港和中國的逮捕和鎮壓性立法，並通過對侵犯人權者的多邊制裁和對民間社會、獨立媒體和流亡社區的切實支持來支持他們的聲明。

但私有企業——尤其是科技公司——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他們應該抵制侵犯用戶權利的國家要求，包括拒絕類似要求：要求提交用戶數據，要求對受國際人權標准保護的內容或者刪除、封鎖，或者進行審查。 政府要求的完全透明，無論公司是否遵守，都會暴露國家的鎮壓行為，並為問責鋪平道路。

科技公司應調整內部資源，為數位選舉干擾的潛在衝擊做好準備。 社交媒體平台應推出安全功能，以保護用戶免受國家資助的駭客攻擊，並提高員工快速響應事件的能力，包括帳戶接管和虛假訊息或騷擾報告。 VPN 提供商可以增加資源以逃避網站上的封鎖。 網站託管提供商可以為面臨國家支持的網路攻擊的獨立媒體和民間社會團體擴展分佈式拒絕服務 (DDoS) 緩解服務。 公司還應通過主動與從事數位權利和安全工作的民間社會團體接洽並為其提供支持，來幫助保護用戶的隱私和安全——並提高他們自己的準備工作。

各行各業的公司都可能因支持數位權利或對執行中國個人或實體實施制裁而面臨北京方面的影響，尤其是在 6 月份通過旨在反制外國製裁的中國法律之後。 但他們不能再袖手旁觀了。 保護長期以來使香港成為充滿活力和可靠的利潤和機會來源的各種自由，符合商界的根本利益。 活躍在香港的國際企業應對其業務進行透明的盡職調查，以避免成為侵犯人權的同謀。 私營部門還應更多地利用其對中國和香港政府的影響力，阻止任何侵犯言論自由的立法或其他措施。 事實上，中國大陸之前的例子表明，與外國政府的壓力相比，這種遊說可能更有效地帶來讓步。

這些選舉不會是反民主政權線上乾預的第一次或最後一次。 然而，在香港，私有公司可以有所作為，科技公司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機會向世界展示，他們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並致力於捍衛所有用戶的人權。

代安玲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資深研究員。伊莎貝爾·林澤是自由之家科技還民主問題研究員。該文章還於2021年9月7日發表在《外交官》

官方媒體直擊塔利班接管、傳播COVID-19虛假訊息的說唱、對西方制裁的報復

• 中國官方媒體和網民對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反應：上個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成為中國新聞的常態報導。國家媒體的報道試圖使塔利班的統治合法化，把接管編造成是「阿富汗人民的意願和選擇」；這樣的報道可能是為中共正式承認塔利班為阿富汗新政府鋪平道路。同時，社交媒體平台對批評塔利班或中國政府支持其統治的言論進行了審查。8月18日，中共的喉舌《人民日報》在微博上發佈了一篇現已刪除的熱門貼文，稱該組織最初是由難民學生創立的良性公民運動，並將其發展歸功於 「對窮人的支持」。許多網民對這一默許持否定態度，網民指責該出版物忽視了塔利班的恐怖主義和侵犯人權的歷史。騰訊的微信平台在文章發佈數小時後刪除了一篇總結此一爭議的文章。同樣，微信也迅速刪除了一位阿富汗電影製片人呼籲關注婦女和女童困境的信件的翻譯。中國官方媒體也抓住機會批評美國的阿富汗政策，並暗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可能是其放棄台灣的前奏。
   
• 說唱作為政府支持的COVID-19虛假訊息的媒介：中國政府出現了一個新的虛假訊息運動，呼籲美國調查中共支持的一種陰謀論，即新型冠狀病毒可能起源於美國。這場運動是為了回應美國政府定於8月發佈的關於COVID-19起源的報告，該報告在調查COVID-19是否從武漢的一個實驗室意外洩露，或是在自然界中產生。該運動中高調推出中國一個嘻哈組合「天府事變（CD Rev）」，該組合製作了一首饒舌歌曲，呼籲對狄特里克堡 — 馬里蘭州一家生物實驗室的所在地 — 進行調查，該實驗室在中國正迅速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在過去五年中，共產黨越來越多地利用饒舌向更年輕觀眾普及呆板的黨的意識形態，像2016年的《卡爾·馬克思是個90後》這樣的歌曲在年輕人中贏得了一些人氣。2016年，中共出資讓饒舌團體「天府事變」前往中國南海有爭議的地區，他們在那裡製作了一個支持中國聲稱對該地區擁有主權的音樂影片。
   
• 中國擴大了針對香港的反制裁：7月23日，在美國對北京駐香港聯絡辦公室的七名副主任實施制裁一周後，中國政府在其不斷增加的制裁西方實體名單上又增加了一個。被制裁的人包括美國前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這樣的高層官員，但也包括更多的「國際共和黨研究所」（一個民主監督組織）高級專案經理這樣的基層人物。這是在中國於6月初通過《反海外制裁法》之後發生的，該法為報復和其他外國制裁形成了法律基礎。中國國家媒體公開威脅 西方制裁將得到「無情 」報復，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在新浪微博的微博平台上強調，美國制裁對其自身傷害比對中國更大。

審查近況：內容刪除針對關於性別身份、自然災害、體育、教育、司法裁決的發文

• 騰訊打壓同志文化帳戶和內容：從7月6日開始，騰訊的微信應用永久禁止了遍及 中國的大學同志文化（LGBT+）團體的賬戶，並 刪除了他們的所有內容。一份通知引用了2月出台的新規定，要求 「自媒體」帳戶獲得許可，這些賬戶是發佈一系列議題的獨立社交媒體帳戶。後來，8月19日，微信關閉了一個同志文化友好旅館的帳戶。並且8月30日，騰訊旗下的QQ消息平台開始封鎖與同志文化內容有關的搜索詞。在線下，上海大學已經要求提供有關被認為是同性戀的學生的訊息。中國當局似乎對同志文化人群和內容投入更大的關注，因為中共認為人們之所以認同同志文化，是因為他們受到了外國思想的影響。

• 對報道河南水災的記者進行審查和騷擾：私營科技公司和政府阻止人們獲得有關7月河南省災難性洪水的信息。微博刪除了有關洪水和鄭州地鐵上14人身亡的帖子。地鐵成為人們表達悲痛的焦點，當局設置障礙物以隱藏成堆的鮮花和紙條，並短暫地拘留了一名拍攝紀念品的記者。報道水災的外國記者成為網上和線下騷擾的目標。共青團省委呼籲其160萬微博粉絲在微博上報告一名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的下落，而兩名外國記者在試圖報道洪水時被 一群暴民追趕。中共的宣傳部門向官員發出指令，提醒當地人不要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

• 對東京奧運會報道的審查：2020年東京奧運會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媒體關注，但審查人員也在竭力封鎖內容，並以不同方式設計賽事報道。在7月23日的開幕式上，騰訊視頻對開幕式上台灣隊的入場進行了審查，結果意外地錯過了對中國隊的轉播，引發了網路的憤怒評論。官方媒體還審查了8月3日兩名中國金牌運動員在領獎台上佩戴的毛澤東徽章的圖片。

• 外語應用程式從中國的應用程式商店中被撤出：從8月6日開始，在對教育部門進行更廣泛的打擊之中，中國的安卓應用商店刪除了 幾款由外國公司開發的語言學習應用軟體，比如Duolingo。7月，政府禁止身在海外的教師教授中國境內的學生，這可能促使這些應用程式被刪除(中國開發的應用程式仍然可用）。
   
• 法律文件從在網路數據庫中消失：一個由律師、學者和維權人士經常使用的中國法院判決書數據庫在7月刪除了數百萬份文件，據說是由於 「遷移過程」。在1.17億份判決書中，只剩下1100萬份，而且數據庫中每一個死刑案件的文件都被刪除。一位推特維權人士根據數據庫中的判決書記錄了數百起因言論自由而被拘留的案件，而《自由之家》2017年的報告「中國精神之戰」則使用該數據庫揭露了宗教迫害。

監控近況：具有象徵意義的個人信息法、監管應用程式的運動、地方規則

• 期待已久的個人信息法獲得通過：8月20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法》（PIPL），將於11月1日生效。該法概述了公司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政府機構可以收集個人數據的條件，例如保護14歲以下兒童個人訊息的規定。《個人信息保護法》還強調了國家安全在數據處理中的角色，要求所有關於中國公民的數據都必須在國內保存，並允許對違反法律的外國公司進行處罰或禁止。嚴厲的互連網監管機構—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CAC），主要負責執行《個人信息保護法》中措辭廣泛的條款。除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中國政府最近還通過了其他幾條關於數據管治的立法。一些立法為解決基層的數據保護需求做出了真正的努力，儘管有一些豁免條款允許執法機構繼續運行其龐大的監控系統。同時，最近的一篇學術論文展示了 為COVID監測而收集的數據是如何被保留並重新用於國家層面的監控。
   
• 對數據安全的應用程式進行監管的新運動：7月26日，中國工業和訊息化部啓動了一項為期6個月的行動，清理侵犯消費者權益、構成網路安全風險和「擾亂市場秩序」的應用程序。該活動是全國範圍內打擊私營公司使用個人訊息的一部分：例如7月初，共享汽車公司「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後不久，網信辦下令將「滴滴出行」的應用程式從中國的應用程式商店中刪除，原因是「滴滴出行」對用戶數據的處理不當。據報道，儘管中國證監會提出擔心，根據美國公開資料要求， 外國人會獲得其數據，但滴滴還是繼續在美國上市；此舉被認為是對中共權威的挑戰。在最新運動中列出了22種需要整改的情況，如未對敏感訊息進行加密，在傳輸數據前未獲得用戶同意，以及出現彈出窗口等。社交網路平台微信在該運動出台後的第二天，暫時 停止了中國大陸的新用戶註冊。
   
• 擴大數據安全的地方法規：在國家層面的數據法規通過的同時，較基層級別的公司也在採用規則，以應對官方和網民對數據安全的擔憂。7月6日，深圳發佈了 自己的數據法規，該法規將於2022年1月1日開始生效。深圳是許多中國科技公司的基地，是第一個發佈以國家法律為基礎的數據法規並創建本地數據市場的地方政府。深圳還在討論一項法律，規定在公共區域的哪些地方需要安裝監控攝影機，已經在哪些地方禁止安裝。此外，浙江省正在討論一項關於處理在公共緊急情況下收集的數據的規則，以及如何在緊急情況結束後對數據進行分類或可能銷毀。與 國家層面的數據保護規則一樣，地方法規將以某些方式加強用戶權利，但並不能過多保護公民不被警察監視或免於有政治動機的報復。

對記者、中共批評家、宗教人士的起訴和定罪；詩人的自殺

• 敢言巨商被判處18年徒刑：7月18日，一位成為億萬富翁，經營著中國最大的農業企業之一的養豬場主孫大午被判處18年監禁。他被判定犯有幾項罪名，包括 「尋釁滋事」，這罪名常常被用來對付維權人士。法院還判處他的幾位助手入獄。這次重判可能是由於他對中共的批評，而且似乎是對被認為挑戰黨的敢言商人進行 更廣泛打壓的一部分。在2020年11月被捕之前，孫大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感嘆中國缺乏政治改革，並對被拘留的律師許志永表示支持，許志永因「顛覆罪 」入獄等待審判。
   
• 西藏僧人因網上留言被判處長達20年的監禁：根據最近才曝光的訊息，2020年9月，僧人曲嘉旺波、羅桑金巴、諾布頓珠和阿旺益西分別被判處20年、19年、17年和5年的監禁。這些僧人來自西藏的登卓寺，在2015年尼泊爾發生破壞性大地震後，警方發現了一部屬於卓嘎旺波的手機，裡面有與尼泊爾僧人的通訊記錄，以及捐款記錄，因此被定罪。
   
• 記者因文章和海外聯絡被判刑三年半：記者和殘疾人活動家周維林因在中文人權網站 「維權網」 上發表文章，被以「尋釁滋事」，並接受該網站的「外國資助」而判刑3年半。當局於2020年3月拘留了周維林，並在11月通過影像連接進行審判之前將其單獨關押了幾個月。目前還不清楚他是否被允許在審判中聘請律師。維權網發佈有關中國活動家、持不同政見者、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侵權和迫害的基層訊息。
   
• 法輪功學員因向大紀元時報發送線索而被起訴：4月25日，北京法院起訴了11名法輪功學員，因為他們向美國《大紀元時報》發送了該市COVID-19限制的照片和訊息。警方最初於2020年7月拘留了這批人，他們可能因 「利用異端宗教破壞法律的實施」而面臨終身監禁。該報是由法輪功學員創辦的，他們在中國受到嚴重 迫害。
   
• 詩人的自殺遺書譴責中共的監視和壓制：廣東詩人李悔之於7月23日因服用殺蟲劑而死亡。李悔之的遺書中談到，他認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的加強監控是無法忍受的，而且在中共百年慶典和演講之後，他對未來缺乏希望。李悔之的手機和微信帳戶都被監控，他被要求無論他在何時旅行都要通知國家安全官員。2020年3月，李克強中風，儘管變成了部分殘疾，他說雖然儘管寫作的頻率遠遠低於之前的水平，但自己「被監視的次數更多，而不是更少」。

中國之外：美國公司限制對北京的批評，華為設備協助網路控制，維吾爾人在全球受到恐嚇，環球電視因播出強迫招供畫面被罰款

• 美國公司限制有關中國的批評言論：幾家美國公司限制訪問有關中國的批評性內容，或來自對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發聲的個人的內容。7月，柯達公司道歉並刪除了 Instagram上的一個發文，該文章展示了一位攝影師拍攝的新疆圖片，該攝影師將他的系列圖片描述為「奧威爾式的二維空間」之可視化呈現。8月發佈的一份報告發現，蘋果公司站在中共一邊，在其刻字服務中審查的一些政治術語，這些術語在台灣和香港也被封鎖，刻字服務是用戶可以在其實體設備上刻字。這些術語包括對習近平、毛澤東和法輪功精神運動的提及。6月，哈薩克人權組織Atajurt 宣佈，YouTube已經刪除了它的一些視頻證詞，其中有一些人的家人在新疆失蹤，並在全球範圍內暫時封鎖了對其頻道的訪問。自2017年以來，該組織發佈了1萬1千個視頻，瀏覽量超過1.2億次。YouTube表示，該頻道因多次不當分享個人訊息而被封鎖，但最終恢復了部分視頻。7月，推特暫時限制了一名新西蘭中國研究員的賬戶，並讓她寫的嘲諷習近平和中共百年紀念的推文無法看到。
   
• 在瑞士和澳洲的人士因研究中共而遭到報復：最近，兩名研究人員因其關於中國的工作或批評中共而招致法律和職業上的反響。7月，澳洲記者和出版商馬科斯‧瑞本斯坦恩（Marcus Reubenstein）起訴了議會研究員喬夫‧韋德（Geoffe Wade）和澳大州政府，因為韋德發出的推文和第三方回復暗示瑞本斯坦恩與中共有密切聯繫。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瑞士博士生透露，他在2020年因發送批評中共的推文而失去了在瑞士聖加侖大學的位置。他的導師終止了他們的關係，因為她收到了 「來自中國的憤怒郵件」，並擔心簽證被拒。
   
• 跨國鎮壓，對維吾爾人的宣傳攻勢：中共在全球範圍內綜合運用跨國鎮壓和宣傳攻勢，以壓制其在新疆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受害者和批評者。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UHRP）」和「Oxus中亞事務協會」6月的一份報告調查了中共對流亡和散居各國的維吾爾人的恐嚇和騷擾，並匯編了一組數據，其中包含來自28個國家的有多達1546個此類案件，其中85%發生在2014年以來。在這些案件中，有1151起是有關在東道國被拘留的維吾爾人。案件還包括所謂的 「自願」回國的個人，他們在微信上收到了官員的威脅信息。中東和北非（MENA）地區和南亞的國家是最大的同謀。《紐約時報》和ProPublica在6月進行的另一項 調查 中，檢查了社交媒體上發佈的3000多個影片和畫面，顯示中國政府支持的做法，即在互聯網上充斥關於維吾爾人的宣傳影片，否認正在發生侵權行為，並以不真實的行為為其助陣。總部設在英國的「訊息堅韌中心（CIR）」8月的一項研究中記錄了一個機器人網路，該網路向國際受眾宣傳支持中共的言論，如對維吾爾人的抹黑。
   
• 擴大中國科技、應用程式在海外的影響力：塞內加爾於6月22日啓用了一個由中國貸款資助的華為建造的新數據中心，並計劃將所有政府數據和平台轉移到該中心，採用中國的 「數位主權」治理模式，在國內托管所有數據，以便政府能夠輕鬆訪問。8月3日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中國以外的68個國家中，有1799個華為中間箱 — 位於互聯網基礎設施關鍵位置的設備 — 處於活躍狀態；其中，包括阿富汗、古巴、埃及和尼日利亞在內的17個國家正在使用華為中間箱封鎖網站，例如那些承載政治內容、新聞和媒體網站以及同性變性網站。8月10日，Access Now的一份報告顯示了監控技術在拉丁美洲的滲透情況，特別是在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爾。中國公司華為、海康威視、大華和中興被指出提供免費捐贈或低廉價格，以吸引當地政府。7月下旬的一份新報告顯示，由中國公司開發的約會和短有片平台等相對不知名的社交應用程式已被下載數百萬次，在印度、印尼和中東和北非國家特別受歡迎。與此同時，在美國和台灣，中國的科技和監控公司面臨監管限制。7月，美國商務部將14家中國實體列入黑名單，而台灣的國家訊息和通信安全工作組在1月份禁止了大華和海康威視在政府部門中的使用。
   
• 英國和美國對環球電視、星島日報執行透明度和廣播條例：8月26日，英國監管機構Ofcom對國營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處以20萬英鎊（27.7萬美元）的罰款，原因是該公司在播放瑞典出版商桂民海和香港人鄭小明這 兩個人的強迫招供時有三項違規行為。在美國，在香港報紙《星島日報》於2月份被一位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大陸富豪的親戚購買後，司法部強制該報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重點反制：學者丶民間團體丶戛納電影節抵制北京的全球審查做法

自6月底以來，一些非國家機構和個人對中共鼓勵自我審查和審查其不喜歡的內容的做法進行了反制。6月30日，科學雜誌《人類遺傳學年鑒》的前主編說，他在2020年辭職是為了抗議該雜誌拒絕發表其一篇文章，該文呼籲學術出版物考慮抵制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侵權行為。據報道，該雜誌的出版商威利（Wiley）公司擔心這篇文章會給其在中國的辦事處帶來麻煩。威利的另一份出版物《分子遺傳學和基因組醫學》的25名董事會成員中有8人在今年夏天辭職，以抗議該雜誌對刪除涉及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有道德問題的論文的要求反應緩慢。

7月28日，111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發表了一封信，譴責中國政府試圖迫使美國國家科學院和諾貝爾基金會取消4月「諾貝爾獎峰會」的兩名發言人— 達賴喇嘛和一名台灣化學家 — 的邀請。組織者回絕了中國大使館的要求，繼續進行該線上峰會，該活動受到了兩次網路攻擊，中斷了會議進程。

在瑞典，民間社會組織於8月19日發出一封信，譴責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最近對瑞典記者和出版商科爾多‧白克希（Kurdo Baksi）的言語攻擊。信中還重申了對被綁架的瑞典出版商桂民海的支持，巴克西曾在中國大使館前為桂民海組織示威進行支持。

關於2019年抗議的香港記錄片的海報（來源：戛納電影節）

7月，戛納電影節放映了香港紀錄片《我們時代的革命》，該片探討了 2019年民主抗議活動的七名參與者的生活。該電影節的負責人說，他們「很自豪地推出這部電影」。

這些例子反映了非政府團體和個人對中共全球媒體影響的認識不斷提高，反應也更加積極。「國家民主基金會」2021年2月的一份文件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幾十個這樣的例子。

未來關注

• 對科技行業的打壓力度加大：中國政府監管機構繼續加強對社交媒體和其他技術平台的控制。最新公佈的消息包括中國網信辦8月27日公佈的一套前所未有的推薦算法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該機構對「自媒體 」的整頓行動，重點是針對收集和發佈金融訊息。與此同時，另一位高級技術主管正面臨腐敗調查，這次針對的是新浪微博的前市場和公共關係總監。值得關注：社交媒體公司將如何實施新的規則和行動，以及網民和投資者對打擊行動的反應 — 例如從阿里巴巴的支付寶應用程式中大量提款 — 對中國的科技巨頭有什麼影響。
   
• 官方媒體偽造外國消息來源：由於黨國的宣傳機構試圖為其對國內和海外受眾的敘事方式提供可信度，出現了幾起中國國家媒體引用不存在的個人來作虛假分析的事件。8月7日， 瑞士駐華大使館透露，中國國家媒體聲稱的一位瑞士生物學家撰寫了一篇支持國家關於COVID-19說法的文章，但實際上該人並不存在；中國官方媒體隨後刪除了這篇文章。同時，自7月以來的媒體報道和虛假訊息調查顯示，臉書上的虛假賬戶在宣傳中共的談話要點。值得關注：涉及利用虛假外國人以加強中共在中國和國外的宣傳和造謠工作的新的例子和策略。
   
• 駭客手段的轉變：自7月以來的多份報告指出，以中國為基地、與中共結盟的黑客的手段越來越複雜，目標也越來越大。網絡安全公司FireEye 8月10日的一份報告概述了針對以色列政府和科技部門的活動，中國黑客試圖將自己偽裝成在伊朗的人。7月19日在美國公開的最新起訴書表明，中國的國家安全機構正越來越多地從中國的私營部門招募黑客，提高他們的能力，但也增加了不可預測性，因為這些招募來的個人在完成國家任務的同時也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值得關注：有關這一轉變的更多信息，以及在防禦日益複雜的攻擊方面哪些反應被證明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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