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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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中国的新闻自由之新闻和分析的月刊

第154期：2021年5月27号

本期标题

本期分析：香港公共广播公司的衰亡
本期新闻：

• 监管机构在中共周年纪念日之前「清理」互联网，同时对奥斯卡，圣经应用程式和微博进行审查
• 监控近况：个人数据保护法出台，苹果在用户数据方面做出妥协，网民强烈反对
• 针对COVID评论、维吾尔族宗教表达和西藏人微信使用的刑事指控
• 香港：封锁网站，逮捕网民，殴打记者和凤凰卫视所有权变更
• 中国之外：北京的COVID-19媒体策略，对欧洲的宣传影响减弱，美国提高透明度的新法规

重点反制：网民要求知道成都学生的死亡真相
未来看点
行动起来

本月图片：香港电台已是历史？

                                      
这幅香港视觉艺术老师4月5日发布的动画片，是「今日香港」系列作品的一部分。 它描绘了一个虚构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其中包括两个对这座城市的自由至关重要的机构，但受到中国和香港政府行动的破坏。 首先是《基本法》，即保障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的微型宪法； 另一个是香港电台（RTHK），这家曾经备受尊敬的公共广播公司现在正面临着政府接管。 张贴动画片的老师正面临教育部的纪律处分 （图片来源：@vawongsir Instagram）。

本期分析：香港公共广播公司的衰亡

政府接管香港电台，影响深远。

作者：萨拉・库克（Sarah Cook）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的管理层选择了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起了一系列行动，这与该机构提供公正新闻报导和自由表达平台的使命背道而驰。工作人员开始从脸书和YouTube上删除所有一年多前播出的节目，其中包括一些获奖的调查节目，这些节目的流览量超过了100万次。电视台随后拒绝与记者利君雅续约，这实质上就相当于解雇了一名因严厉质问当地官员而声名鹊起的记者。就在几天前，高管们裁掉了一部历时数月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突出了数位新闻机构《香港自由新闻》和《公民新闻》的的犀利报导风格和创新商业模式。

不久前，在这个广受尊重、高度自治的广播公司，上述任何一个步骤机乎是无法想像的。如今，它们只是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变化中的最新一个，这些变化正在使香港电台的编辑独立性和新闻监督性流失。在过去两个月中，这种千伤致命的过程加速了。

对于香港的记者、新闻消费者以及其他熟悉香港电台的人来说，随着这又一家曾经闻名香港的另一家机构也成了昔日香港的影子，事情的每一次演变都会引发一种痛苦和失落感。但香港电台的命运有着更深远的影响，它为任何关心香港、媒体自由或北京在中国大陆境外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和警告。

不是一般的中国广播公司

虽然香港与中国其他地区在新闻自由方面的长期差距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但香港电台与其中国内地同行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之间的鲜明对比却无论如何描述都不过份。中央电视台由中共宣传部监督，受到严格的编辑控制，并被部署为中共对评论家和被视为敌人者的镇压军火库中的主要武器，而香港电台则效仿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模式，由政府资助但在编辑方面独立的新闻服务机构。

香港电台成立于1928年，现经营英语、普通话和粤语的电视频道以及七个广播电台。它的节目和纪录片多次在亚洲和世界各地获奖。节目表传统上包括政治讽刺、调查报导、时事脱口秀和文化内容。在近至2019年的调查中，香港电台在香港各广播电台中的公众信任度得分最高，这反映出香港电台以可信、专业的报导赢得了声誉，包括在北京和香港政府对前民主抗议的反应等敏感问题上。

 恶意夺取

 正是因为香港电台对当权者的毫不留情报导，亲北京官员跟进去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以及更广泛地镇压香港的前民主运动，采取行动压制该台。一开始是通过政府评估，一系列针对个别记者的孤立行动，进而却如滚雪球般，演变成对香港电台政策和文化的全面整顿改。

 关键的转捩点出现在2月中旬。在一个政府小组发表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问责该广播公司的管理之后，资深记者梁家荣辞去了总编辑一职，这距离他被分配的任期结束还有6个月。他由民政事务局副局长李百全接任，李百全是一名公务员，此前没有媒体从业经验。其他政府官员很快也加入了李百全的管理团队。

 几周内，香港电台另外三名资深员工辞职，李百全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政策：今后所有节目都需要他亲自稽核和批准。此后，至少有9集节目在最后一刻被禁播，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剧集被停播。这些被取消的节目的主题包括一作家谈论鲸鱼、一支嘻哈乐团、大学学生会、疫情期间的口罩短缺、警方处理2019年反政府抗议活动以及北京强加的、即将实施的选举变化。

 这种来自管理层的严厉和武断的干涉本身就可能助长自我审查，但在4月初，一项新政策新增了财政打压措施：如果高管决定不播放员工制作的内容，员工将不得不承担费用，费用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尽管香港电台减少了前民主派声音和政府责备者的播放时间，特别是在中文节目上，该电视台4月底宣布，将推出一个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持的新节目，每天播出四次，在定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立法会投票前，她将采访精心挑选的选举委员会成员。

 为何重要

 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了扎实报导的职业价值的记者来说，看着它被抹杀是令人心碎的。对于依赖香港电台作为可靠新闻来源的香港人来说，损失同样显而易见。而对于在香港运营的企业来说，香港电台的变化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即在调查和曝光政府违规行为时，如何报导，报导什么。但香港电台所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香港以外的地区。

首先，中国那些渴望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更值得信赖的媒体的人，把香港电台视为有朝一日在大陆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典范。它被政府部门接管，并有可能转变为政府喉舌，这对北京的媒体控制独裁模式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胜利。

 其次，与香港最近发生的针对媒体和记者的暴力袭击不同，政府可能会似是而非地否认对此负责，而对公共广播公司的清剿显然是政府的蓄意行动。香港电台减少了编辑自主权，这削弱了香港官员声称他们仍然支持媒体自由和其他民主价值观的说法，外国对话者再也不能听到这些官员们说什么，就去信什么。

 第三，香港的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不仅以香港本身的《基本法》为基础，而且以国际协定和条约为基础。其中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尽管中国本身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通过这些协约，中国同意这些协约在香港回归后可以继续生效。政府接管香港电台是对香港独立报更广泛攻击的一部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更广泛地损害国际人权体系的信誉。在某种程度上，北京是这些协定的一方，香港的命运应该成为一个警告，让人看清中国在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等其他议题上的国际承诺的诚意。

 第四，由于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购买股份或以其他管道投资媒体，香港电台的衰亡应该让任何现有或潜在的合作伙伴停下来三思。它展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立媒体，尽管遭到资深员工、记者和公众的反对，但它能以多快的速度被迫就范。这一经验还强调了投资筛选机制和对外国所有权的合理限制的重要性，至少对广播媒体而言是如此，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都已建立了这种机制。

尚未结束

 在因为香港电台屈服于政府的控制之际，无论是记者群体还是普通香港人都没有袖手旁观。一些员工已宁愿辞职，也不愿被迫与编辑政策的转变而合作。其他人则试图避开武断的红线，继续制作符合公众利益的内容，包括有关广播公司自身进展的内容。以上资讯大多来自香港电台自己的报导，或是员工悄悄向其他新闻机构透露的细节。

在香港其他地方，市民和记者协会已采取措施予以回击。5月初，线民们争先恐后地将过去的节目在被删除前，在区块链平台上予以存档。5月6日，香港电台因一部关于2019年7月元朗暴徒袭击抗议者的纪录片而获得人权新闻奖，主办方拒绝该媒体追溯退出该奖项的努力，并承认记者蔡玉玲的努力，上个月，她因在研究中使用交通资料库而被定罪并被罚款。

 尽管有这些坚持原则的立场，但保留香港电台尚存的编辑独立性和调查性报导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没有更大的国际压力，也没有香港高官的改弦更张，香港电台似乎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府喉舌，或是一个平淡无趣、没有力量的新闻媒体，只是关注娱乐和人类兴趣故事。无论如何，如果任由最近的损害继续存在，香港将失去一个真正的宝藏。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兼《中国媒体快报》主任。该文章还于2021年5月25日发表在《外交官》。

监管机构在中共周年纪念日之前「清理」互联网，同时对奥斯卡，圣经应用程式和微博进行审查

• 200万个帖子，粉丝群和推送通知成为审查员的目标：中国网信办（CAC）在5月1日宣布，已下令删除200万个“历史虚无主义”帖子，其中包括“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它声称这些帖子包含对历史的“有害”讨论，“污染”了网路环境。 CAC还誓言要打压那些当局称对青少年造成危害的、支持名人和演艺人员的网上粉丝群。 该机构还禁止某些移动应用程式发送推送通知，声称其中一些是非法宣传信息，还有其它一些原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5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CCP）成立100周年之前的大规模审查行动。
   
• 赵婷的奥斯卡奖获奖被抹去：在民粹主义者网民挖出2013年赵婷批评中国的评论后，4月25日，审查员们在中国所有平台上删去了庆祝中国出生的导演赵婷奥斯卡获奖的网路评论。 相关主题标签、她的名字和她的获奖电影《无依之地》在微博、微信、百度、搜狗搜索引擎和其它网站上被屏蔽。 一些网路用户尝试了创造性的方法来绕过审查员。
   
• 以审查为标志的「世界新闻自由日」；在微博和微信上的其它内容删除：微博上的审查员封禁了 #WorldPressFreedomDay的主题标签，该标签所指的是每年5月3日庆祝的、广为接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倡议。 中央政法委帐号发布的嘲笑印度的COVID-19危机的相关搜索也被封禁，因批评该帖子而被喷的一个人帐户也被封。 5月4日，在监管机构认为其言论非法后，微博封禁了一位人在美国的前中国外交官的账号，该人因批评中共政策而在90天内拥有30万追随者。 微信审查员还删除了一篇纪念四川汶川地震13周年的文章，该地震造成约7万人丧生。
   
• 圣经应用程式和帐户被删：4月29日，中国相关当局从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了一些网路圣经应用程式，并删除了一些基督教微信帐户，其中包括“福音时代”、“福音电视”、“福音团”、“我们献身圣经”和“旧福音”。 这些删除是根据网信办于1月发布的有关“自媒体”的新规则的产物。 中国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在国家认可机构之外进行礼拜的基督徒）经常面临着高度的被监视、审查和迫害。
   
• 脱口秀因违禁内容而被罚款：北京一家政府文化机构的执法部门对一个喜剧节目因使用“粗俗用语”和“违反社会道德风俗”而罚款50,000人民币（合7,800美元）。 根据该机构的公告，这是自文化观光部于2020年9月发布新规则要求对现场表演进行更严格的监管以来，北京脱口秀节目首次面临对其内容采取的此类行动。

监控近况：个人数据保护法出台，苹果在用户数据方面做出妥协，网民强烈反对

• 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出台：4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稿，征求意见，若获通过，该草案将成为中国第一部数据隐私法。根据该草案，某些技术平台将被要求组成一个由非员工组成的“独立机构”，以监督个人数据的处理，允许用户屏蔽个性化广告，并防止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时“在履行其法定职责和责任过程中[超出]必要的范围或程度”，尽管这不会限制出于执法目的而收集的大量个人数据。大约在同一时间，工业技术部、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及中国网信办发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草案，其中分别于4月23日发布有关面部识别的法规，于4月26日发布针对移动应用的法规和于5月12日发布针对智能汽车的法规和标准，这些法规主要侧重于保护用户由于科技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的过度数据收集和滥用个人数据，尽管它们也可能适用于部分政府部门。
   
• 苹果在中国的妥协有助于政府的监控：当苹果准备在今年夏天在中国开设一套新的数据中心时，《纽约时报》的一份深度报导披露了该公司为遵守中国《 2017年网络安全法》所做的可疑妥协的细节。该公司同意将中国用户数据移动到一家中国国有公司的服务器上，并将此数据的加密密钥保留在中国境内，从而使所有中国苹果用户都有受到监视的风险。自2017年6月以来，苹果已承认有9次向中国政府提供未披露数量的iCloud帐户的内容；尽管自2020年5月起，其中国国有合作伙伴贵州云大数据合法拥有了所有中国用户数据，并且可以在没有正式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将其移交。调查还显示，苹果已经从中国应用程式商店中删除了大约55,000个应用程式，远远超过了先前披露的1,217个应用程式（因为它没有报告根据其“黑名单”主动删除的应用）。另一份由谘询公司“地平线咨询（Horizo​​n Advisory）”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协助中国国内监视方面，亚马逊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咎责，包括通过云计算数据中心网络和其设在中国的创新中心（通常与中国政府合作伙伴合作）。例如，上海创新中心的一家公司提供与人脸识别功能类似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链接到公安部的数据库。
   
• 市民对监控的强烈反对：随着中国各地餐馆开始使用独家二维码订餐，市民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将其个人信息（包括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性别）移交给餐馆的应用程序，通常没有隐私政策或用户协议，说明为什么以及如何收集和存储其数据。 根据3月份The Paper的调查，这种做法导致了客户投诉。 另外，在4月27日，公民抵制迫使中国电视制造商创维道歉并取消与一家目标广告公司的合作关系，原因是该公司的一款智能电视被披露经常从同一局域网中的设备中收集数据，包括设备名称和IP地址。
   
• 移动应用违反隐私规则：5月1日，网信办点名了33个应用程式，其中包括来自腾讯，百度和搜狗等大型公司的，称其收集了与其服务无关的数据，违反了定义移动互联网程式可收集的“必要个人信息”的新规定。 网信办给予这些公司10天的时间来纠正未经授权的数据收集，以避免面临经济处罚。 33个应用程式包括文本输入应用程序、地图和导航应用程式，以及平台分发的销售和营销信息。 5月21日，网信办公开指出了另外105个违反法规的应用程式。

针对COVID评论、维吾尔族宗教表达和西藏人微信使用的刑事指控

• 针对COVID-19表达的起诉和审判：5月11日，北京一家法院就“寻衅滋事”的指控对公民记者陈玫和蔡伟进行了审判，指控他们为记录在中国COVID-19疫情所做的事情，“寻衅滋事”是针对维权人士的一项惯用指控。两人已在其GitHub页面Terminus2049上保存了有关疫情的审查的新闻报导。 警方最初于2020年4月抓捕了这两人； 当局后来强迫他们接受政府指派的律师，他们拒绝为仅持续100分钟的快速审判提起辩护，该审判没有宣判就结束了。 在另一起案件中，5月11日，维权人士郭泉因在2020年1月对COVID-19的网路评论而被指控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郭泉因此前的政治活动而入狱10年后，于2018年获释。
   
• 两人因与流亡中的藏人在微信上交流而被捕：4月16日，藏人Samten Sangpo和Tsultrim在青海省的一个藏族自治区被当地警察逮捕，罪名显然与与国外藏人交流有关。 事件发生之时，有报导称，正值该地区的警察近几个月加强了对藏人的监视，以查看他们是否与藏族流亡者保持联系。据报导，官员们举行了会议，威胁人们不要进行这些通讯，并对举报有这类行为的邻居提供大笔现金奖励。
   
• 维吾尔族和突厥穆斯林因宗教表达而丧生和被拘：5月13日，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一份报告记录了1,046起案件，关于自2014年以来突厥宗教人士因其宗教宣传或活动（包括与国外人士通讯或“进行宗教宣传”交流）而被拘留在新疆的难民营或监狱中。 报告中还发现，其中18人在集中营或监狱中死亡，或在从这些设施中释放后不久死亡。 另外，5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证实维吾尔族维权人士热比娅•卡德尔的姐姐阿扎古•卡德尔死亡。 报导称，她于2017年从集中营被释放后不久就去世了，阿扎古被抓入集中营显然是因热比娅在海外直言不讳的言行进行的牵连报复。居住在美国的热比娅·卡德尔说，她的家庭成员中有38位都遭到了中国当局的某种形式的拘留。
   
• 对“ HK12”律师的报复：中国当局对几名律师进行了报复，这些律师代理了12名在大陆被捕和拘留的、乘船逃离香港去往台湾的维权人士。 4月23日，杨晖因未经许可在网上销售旧书而被厦门当局罚款280,000元人民币（合43,500美元），这似乎是对他的法律工作的报复。 在另一起案件中，1月份，卢思位由于试图代理一个香港人而被剥夺了合法执照，5月8日，他在上海机场被拦截，并被禁止离开中国赴美国开始他在那里的一项受资助研究，理由是认为他的旅行将“危害国家安全”。
   
• 两名华裔澳大利亚人（一位记者和一位作家）面临间谍指控：根据4月28日的一份报告，近几个月来，出现了匿名的微信帖子和影片，攻击澳大利亚公民、前官方的《中国环球电视（CGTN）》主播成蕾 。 成蕾于2月份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正式逮捕，并被拘留在一所在北京的监狱中，这些帖子指控成蕾是间谍。 文章中引用的专家认为，这些帖子是由公安部撰写的，是为了“定立公众基调”。 还出现了其它一些帐号，参与到对澳大利亚华裔记者徐秀中进行的污名化运动。 在另一起案件中，中国一家法院将于5月27日以“间谍”罪对澳大利亚作家杨恒均进行审判。 尽管杨恒均写了呼吁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文章，但当局从未公开呈示过针对杨恒均的证据。

香港：封锁网站，逮捕网民，殴打记者和凤凰卫视所有权变更

香港政府继续严厉打击香港的人权，包括基于与COVID-19传播有关的健康理由再次禁止每年的「六四」守夜活动； 针对一家著名的民间社会组织发起国家安全调查； 并引入了新的民选官员宣誓规则，导致亲民主选区议员们辞职。 以下是与媒体和互联网自由有关的其他此类事件：

• 台湾人网站遭到封锁：据当地媒体报导，从4月24日开始，香港警方封锁了3个台湾人网站，不过三天后其中2个网站又可以访问。 其中一个网站是台湾长老会的，据报导曾为香港抗议者筹集资金，但另外两个网站与香港没有明显的联系。 5月7日，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公共图书馆禁止了9本书，包括前立法议员所写的书。 自《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以来， 尽管由于对国安法的恐惧而导致的自我审查致使许多活动被取消，香港当局在2021年1月和2月还是封锁了另外两个网站，并于2020年7月对图书进行了取缔。
   
• 因网上政治内容而致的逮捕和惩罚：5月5日至6日，香港警方以“颠覆”为名，针对一个学校脸书团体的评论以及对香港独立的支持，逮捕了该团体的15至24岁的五名成员。 “光城者”组织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由革命性火焰组成的组织”，并在某一时刻设立了一个街头摊位，分发传单。 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名视觉艺术老师说，教育部维持了对他的投诉，指称他对他在社交媒体上绘制并张贴的10幅政治漫画有不当专业行为。 结果，他面临被剥夺其教师资格的危险。
   
• 有关人肉搜索和虚假新闻的法律即将出台：5月11日，宪法和大陆事务局提交了一份文件，提议对《个人数据（隐私）条例》进行新的法律修正，规定对人肉搜索应处以最高5年的监禁和100万港元（ 合128,000美元）的罚款。拟议的法律还将授权隐私专员办公室下令删除这些内容。海外网站将被要求遵守该立法，如果他们拒绝删除内容，则该网站可能会被禁止，当地工作人员将被逮捕。该事务局表示，这些修正案将被翻译成一项法案，并于今年提交给立法会（Legco）进行投票。在颁布令人震惊的修正案之前不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5月4日宣布，政府正在制定“虚假新闻”立法。数字新闻网站Post 852在5月14日宣布将暂停运营，其创始人承认该媒体的财务困难，但指出预期出台的“虚假新闻”法是做出该决定的主要催化剂。随即，他解雇了该媒体的全体员工。
   
• 在指数显示媒体状况达到了历史新低之际，记者被殴：5月11日，一名身份不明的攻击者在公寓楼外用球杆殴打了香港《大纪元》记者。 这次袭击是在《大纪元》印刷厂上个月被不明袭击者闯入并损坏之后发生的。 香港新闻工作者协会（HKJA）谴责这次袭击事件，并呼吁警方调查肇事者并将其绳之以法。 HKJA于5月3日发布了2020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该指数表明接受调查的记者中有91％的人认为新闻自由自上一年以来有所恶化。 该指数今年的总体得分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
   
• 亲北京的《凤凰卫视》出售后，媒体所有权发生了变化，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的股票被冻结：4月18日，《凤凰卫视》创始人刘长乐将其持有的38％的股份出售给了中国国有紫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和港澳公司 Shen Tuk 控股，使凤凰卫视成为国有股份占多数的企业。 引进了三名新董事，据信所有这些董事以前都曾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工作过。 在另一起影响媒体所有权的整改中，根据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冻结了拥有亲民主的《苹果日报》老板的黎智英持有的Next Digital的股份。 黎智英在监狱中等待关于国家安全指控的审判，并同时因与2019年民主运动中与抗议有关而在监狱服刑。

中国之外：北京的COVID-19媒体策略，对欧洲的宣传影响减弱，美国提高透明度的新法规

• 中国利用COVID-19来影响外国媒体：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IFJ）5月12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发现，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已激活了其现有的跨国媒体系统，其中包括：针对记者的培训计划，内容 共享协议，以及拥有本地发布平台的所有权，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宣传中国对COVID-19疫情的反应。 该报告指出，北京在传播有关该病毒的选择性报导时，同时驱逐了外国记者，导致中国国内缺乏对COVID-19的独立报导。 来自50个国家/地区的56％的记者表示，中国在他们原所在国家/地区的报导变得更加正面。
   
• 虚假帐户网络放大了中国的官方消息：美联社和牛津互联网研究所5月11日发布的调查发现，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间，有26,879个伪造帐户（其中许多是冒充普通非中国公民的假冒帐户）转发了中国外交官和官方媒体近20万次，超过10％的中国外交官转推来自于自3月1日起因违反平台规则而被推特暂停使用的账户，这加强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政府故意使用虚假账户来增加国家认可的内容。 如今，至少有270位在126个国家的中国外交官活跃在推特和脸书上，他们与中国官方媒体一道，在两个平台上控制了449个帐户，在调查期间发布了近95万次。 同时，推特和脸书在中国仍然被封锁。
   
• 关于美国、台湾的中文不实消息流传：4月下旬，一段加有泰语和中文字幕的关于厄瓜多尔监狱暴动的影片在网上流传，虚假地通过描述在洛杉矶的反华种族主义袭击而声称暴力。该影片激起了在泰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侨中的愤怒疯传。与此类似，台湾当局揭露了伪造的台湾总统办公室备忘录，该备忘录以简体中文发布，该备忘录于4月15日开始流传，并声称台北已同意接受日本福岛的核废水。台湾总统表示，这是“典型的认知战手段”，这暗示它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系。 5月17日，社交媒体分析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流亡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六个国家针对反中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网路虚假信息和骚扰活动中的所起的核心作用，尽管他本人也传播了反中共的言论。
   
• 报告发现中国在欧洲的软实力正在下降：2021年4月，来自欧洲智库“中国网络（ETNC）”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为增强其在17个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中的形象所行之事正在走向失败。 结果，为了防止负面批评政府的信息传递，政府信息变得更加主观，而不是提高其受喜欢程度。 同样，俄罗斯媒体公司Meduza的一份报告发现，当地人对植入俄罗斯媒体进行的大量宣传没有什么兴趣，部分原因是缺乏合格的人员以及宣传人员的缺乏见解品味和笨拙的手法。
   
• 美国的法规提高了外国媒体的透明度：4月22日，美国通讯监管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要求美国广播公司披露由外国政府赞助或付费的节目。 该指令反映了更广泛的办法，以制止中国和俄罗斯媒体加大力度推广他们的说法，并有时会秘密地将官方内容注入主流新闻媒体。 《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的外国影响力支出上花费了6,400万美元，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 5月5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首次正式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其披露自2020年3月以来，新华社总部向美国子公司支付了860万美元。 美国最新的推进要求透明性是在紧随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等其他国家之后。

重点反制：网民要求知道成都学生的死亡真相

在16岁的高中生林唯麒于5月9日从成都第49中学大楼坠楼身亡后，他母亲在微博上的感人帖子引发了网上众怒，此案引起了全国关注，并导致教育局当局的公开回应。 该局的声明中所说的没有采取任何刑事行动，以及“学生由于个人问题而自杀”，这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息的要求。 母亲的最初帖子（如图）质疑：学校通知她儿子死讯的延误，为何不允许她观看监视录影，以及为什么她被禁止进入该校校区，该帖子被分享了超过一百万次。

尽管当局和官方媒体警告说不要“散布谣言”，但网民们仍然对官方关于男孩死亡的说法表示持续怀疑。 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网路讨论，其中一个相关的主题标签在微博上获得了19亿的点阅。 对官方回应不满意的人甚至采取了罕见的步骤，即5月11日在学校外不顾有被捕的危险而现身抗议，他们高喊说他们想要“真相”。 抗议后来被警方驱散。 全国对此案的持续关注最终迫使当局将一些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发布给官方媒体，对当晚的事件经过进行重建。

反对官方说法的抵制行为反映了网民对某些官方说法和官方媒体的不信任，而官方的反应可能加剧了这种怀疑。 四川省网路警察局的指控是，抗议活动是由「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引起的，促使一些网路用户发表评论，例如：“我只想知道真相，现在我已经成为政府的敌人了。 」 
 

未来看点

• 6月4日周年纪念日前后的镇压行动：6月4日是1989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城市对学生示威者和平民进行军事镇压的32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共认为最敏感的日期之一。 香港政府已连续第二年禁止举行年度守夜活动。 值得关注：在大陆上对试图在网路或非网路进行纪念的任何人进行世所周知的镇压行动，包括对关键词的审查和对受害者母亲的法外软禁，以及在香港或中国大陆对试图进行面对面聚会或网路纪念的人士进行的逮捕。
   
• 企业在侵犯人权方面的共谋：《纽约时报》最近的报导揭示了苹果公司与中共的审查和监视共谋的规模，而对甲骨文和亚马逊等其他美国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了它们与中国执法部门的相似关系。 在香港，接受美国商会2021年调查的受访者中有40％回答说，他们认为商业环境将保持不稳定或恶化。 值得关注：当中国和香港当局要求企业界在面对侵犯人权行为时进行审查、监视或保持沉默时，企业界的反应，以及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的背景下主办奥运盛会，北京奥运会的企业赞助商将如何应对国际消费者对的日益大声的担忧，而同时支持中共的民粹主义网民又要求这些大公司保持沉默。
   
• 欧洲对中共的影响越来越小心：先前与中国保持牢固关系的几个欧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在科技上的影响力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担忧，罗马尼亚和德国于4月底通过了立法，禁止华为进入5G领域。 值得关注：欧洲对中国政府在媒体和科技领域的国家投资的进一步警惕，有关5G供应商的进一步立法，以及在中国制裁欧洲议员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止而带来的破裂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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