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快报：

订阅 / 简体中文 

每月一期，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最新报道与分析

第142期: 2020年3月号

• 不断变化的新型冠状病毒宣传说辞
• 新型冠状病毒审查：演变、手段和加剧
•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新的监控计划
• 香港：对记者、立法议员和其他人的报复还在继续
• 中国之外：加紧官媒规范、推特上的中国外交官、艺术审查和中文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的扩张

本月图片：一位医生之死

本图是依据中国医生和吹哨人 - 李文亮所做的肖像画，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在武汉去世后，本图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一月初，李文亮因在微信上提醒同事们，说可能已出现类似SARS疾病（也就是后来被证实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被警方训斥称他「传谣」。他后来在染上疫病后去世。他的去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内掀起了一波罕见的、团结的和广泛的声浪，表达哀悼和愤怒。除了对李文亮的勇气和牺牲表示敬佩，在新浪微博上，「我们要言论自由（“WeWantFreeSpeech”）」的主题标签，在被删掉前5小时内，便汇集了超过两百万评论（图片来源： Kuang Biao)

本期分析：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北京看到了政治威胁

打压异见仍是首要任务，危机前所未有

作者：萨拉•库克
上个月，中共调动了全国的公安力量，来跟踪和拘留知名的维权人士和普通百姓，他们分享了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信息，提供了传染源中心的现场动态，或者是反思中国政府统治模式对疫情的影响。
 
当局的一部分力量也加强了对其政敌的进攻。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共领导层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究竟优先处理什么，以及为了维持权力他们能走多远。
 
封堵独立信息来源
 
三位从武汉用网上直播来报告疫情动态的中国公民记者的失踪，引起了国际关注。这三位 — 生意人方斌，律师陈秋实和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都各自从被封之城武汉、当地医院以及隔离中心录制并传播影像报导。上个月，三位记者都遭到不同形式的监禁而被消失。他们有可能被警察带走的，也​​可能是被强制隔离，尽管据报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这几个案例广为人知，部份原因是他们国际上的联络，以及他们视频的力量，但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据媒体报导、人权团体提供的事态更新以及上月在当地政府网站发出的帖子，都表明在武汉之外很远的其它地区，也在采取类似手段。在山东省，民主人士任自元（Ren Ziyuan）因在网上批评政府管理疫情而被行政拘留15天。来自四川的前政治犯、网上维权人士谭作人（Tan Zuoren）被警察多次上门拜访，其微信帐号也被冻结。在南京，前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Guo Quan）在网路发布关于疫情蔓延的文章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站记录了450多例普通网民因据称传播「谣言」而被拘留的案例。山东、江西、吉林和天津当地政府的网站报导了安全部门抓捕法轮功学员，因他们所发的传单或所贴的横幅中有与疫情有关的健康危机信息。在西藏地区，据报导人们会因为通过微信举报疑似病例或仅仅为患者祈祷，就被处以行政拘留。然而，官员们对加强西藏寺庙和藏人家庭政治控制的活动照办不误— 譬如把人们召集起来对国旗宣誓效忠，或派党干部走访藏人村落— 尽管这样的举动，同防范疫情卫生保健的建议相反。

一些恐吓行为看似已走出国门，有记者报导说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和其它国家的华人微信用户受到威胁，说如果他们试图将国际上的新闻转告他们国内的亲戚时，他们的社交媒体帐号会被消音。

而以上提到的案例中，被拘留或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恶意传播可能导致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而是分享他们认为能够在面对突发的危险和紧急关头時能帮助同胞的资讯，而此紧急关头又因政府的消息审查更加恶化。尽管知道有可能被当局报复，他们还是这样做。

抨击政敌

甚至在面对公共卫生健康危机，资源已经非常吃紧的情形下，中共仍继续打压他们认为会对其政治合法性造成威胁的目标。最近一系列的对其长期针对的政治打压对象的行动中，这趋势显而易见，因为那些与冠状病毒毫无关系。

例如，2月25日，中国大陆一家法院判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10年徒刑入狱，桂民海因出版关于中共领导人丑闻的书籍，于2015年从泰国被绑架。中国当局显然强迫他放弃了他的瑞典国籍，虽然瑞典对这个改变国籍还未予承认，此举将使他失去一系列司法保护，并为其他在中国被捕的外国人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另一例是2月28日在香港对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的逮捕，借口是他参加了六个多月前的一次抗议，以及2017年对一名记者有无礼评论。黎智英被北京瞄准已有多年，但选择这个时间对他实施可疑的司法逮捕，似乎是与这场因肺炎爆发引发的（中共）政治合法性有关。另外两名资深民主人士亦于同日被捕。当局可能是在利用此次非同寻常的瘟疫情势，来采取在正常状况下不太愿意去实施的激进措施。

在中国国内，司法系统继续将对其他维权人士的迫害政治化，譬如针对广西省维权律师覃永沛(Qin Yongpei)和「反歧视」倡议者程渊的打压。 3月3日，程渊( Cheng Yuan)的妻子在网上贴了一则呼吁释放她丈夫及其两位同事的视频后，警方对她进行了骚扰。二月底，杨旭彬(Yang Xubin)因表达对香港抗议者的支持，而在广东被判刑九个月。

另一起更有名的案子是关于维权律师许志永(Xu Zhiyong)，他自去年12月就在躲避当局的追捕，2月15日，在他参加一个与其他维权人士的晚餐时，在广东省被捕。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对他的加大力度搜捕，可能是由于他最近在推特和部落格平台上发表的言论，其中包括在一封讽刺性的信，信中提到为应对武汉肺炎处理失当，呼吁主席习近平下台。有意思的是，当警察来到许志永借住的朋友家时，声称是来检测居民体温。这次行动中，许志永和他的餐叙朋友们以政治名义被拘留。3月7日，徐的家人获悉，他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近年来对众多维权人士提出的严厉判决。

所有人都受害

尽管不是有意的加剧事态严重性，中共当局的打压所造成的伤害，正在因这场瘟疫而被放大。譬如，被囚禁的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不被允许带孩子到山东去看他的父亲。警方也不许他们视频通话。同时，据报道在湖北、山东和浙江的几所监狱里，也爆发了疫情，包括那些关押宗教和政治犯的场所。许多观察家提到，瘟疫有可能在里面扩散传播，对数十万被关押在新疆集中营的维族人士来说，这将是一場灾难。

此外，如同身在武汉及武汉之外遭受疫情之苦的人们一样，在这期间中共政治打压的受害者将受到若干年的影响，不论是因为长期监禁丢掉谋生饭碗，或是因在监禁中被虐待而导致的健康问题。

讽刺的是，中共不得不对打压的行为付出代价。过去一个半月中，高度的审查和荒腔走板的宣传已经弱化了该政权在民众眼中的公信力，促使人们翻墙越过防火墙或用其它方法绕过审查。对桂民海的虐待，不仅招来了瑞典的谴责，也导致欧盟和美国的谴责。黎智英(Jimmy Lai)被捕后数日，香港又出现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波抗议，港人的愤怒已经超越了他们对传染病的恐惧。

未来数月，中国当局可能仍将政治打压放在首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可以说比在过去十年中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严重— 已经动摇了中共的合法性，威胁了六四天安门后的社会契约，那就是人们可以接受牺牲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以换取安全和渐近繁荣。这使得像许志永这些人所传达的信息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响应，因此这对习近平是更具危险的事情。

萨拉∙库克（Sarah Cook）是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资深研究分析员，兼《中国媒体快报》主任。

图：前记者李泽华在被警方带走前不久，在武汉进行网路直播。

不断变化的武汉冠状病毒宣传说辞

新型冠状病毒审查：演变、手段和加剧

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严格审查是其特征之一，特别是武汉当地政府。但是，自从1月19日开始，公众对病毒的担忧就催生了一系列对此发展中疫情的调查报导。有几周，审查者们似乎相对允许对此病毒的公开讨论，包括像在微信一类的「自媒体」平台上，专业媒体人士利用政府反应迟缓的空档，发表了一些报导，来描述疫情爆发的最早数日，以及在中国戏剧性的封城后许多城市人们的生活状况。官方杂志《三联生活》甚至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武汉冠状病毒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尽管后来该文被命令删除。
在2月3日中共政治局关于疫情的一次会议后，审查在二月初开始加紧。 2月5日，中共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CAC）发布一则通知，就媒体对疫情的报导表示担心。在那则通知里，公众微信号被指含有「违法违规行为」，CAC并对像新浪微博和腾讯一类的公司进行「专项督导」。当一个突发危机出现后，先是一段相对公开的时期，紧接着便是审查加剧，这种模式以前就出现过，這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地震和2011年的高铁撞车之后都曾发生过。
 
政府审查员们特别担心的是对李文亮的报导，这位武汉医生，以及他的七位同事，早在12月底就因分享了关于冠状病毒的信息被当地政府惩戒。 《北京青年报》发表一篇关于李文亮如何在医治一位肺炎病人后，自己也染疫病倒的文章，1月28日，此文被政府审查勒令删除。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2月7日，四面八方的来自公众的哀悼和愤怒，导致政府对所有媒体发布审查指令，命令它们不要就该话题「制造轰动效应」。同时，在李文亮去世后，话题标签「我们要言论自由」开始在新浪微博上发酵时，很快就被审查。
官方审查值得注意的三个方面：

• 微信帐号关闭：自二月初以来，审查者们开始针对个人微信帐号，不仅删帖，而且会关闭帐号，意在限制人们对政府处理疫情的批评。此举影响了一大批普通用户，包括那些分享无关紧要或是政府批准的内容的，导致人们与家人和朋友沟通、获取更新资讯、或利用電子支付服务的等受到限制。当用户以话题标签「微信封号」来投诉审查时，有标签的帖子也会被删除。
• 串流媒体平台和微信删除批评性的、符​​合事实和中立的信息：根据位于加拿大的研究团体「公民实验室」3月3日发表的报告，流媒体平台YY 12月31号开始审查与冠状病毒相关的关键词，微信在二月初就开始审查冠状病毒相关的内容。关键在于，一些被审查的内容既无批评政府，也非「谣言」，只是中立的提到了官方政策或媒体对疫情的报导。
• 数百人在新的谣言获罪规定颁发后被拘：2月10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对进行刑事起诉的新规定，其中针对的人包括：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病毒相关谣言、批评政府对危机的反应，或妨碍政府抗战武汉新冠病毒。这样的手段对中国已经被钳紧的媒体环境，正产生有害的影响。根据《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站的报导，截至3月2日，已有452位网民因「传谣」而受到惩罚。

甚至在疫情爆发前，针对「负面内容」、「轰动性标题」以及「过度名人八卦」的新网路审查规定就拟在3月1日生效。这些新规定将如何被用来进一步加紧对媒体的控制（其中包括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消息）尚有待观察。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新的监控计划

当中国当局和举国上下在寻找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之际，新的高科技监控系统已经出现。这些设备包括：大范围的部署用来检测是否有发烧的温度扫描仪，公民有机会从国营手机公司被获得他们最近的旅行纪录，以及用来报告当局被隔离在家的人是否有离开家门的电子门封条。三个大趋势特别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他们会带来的长远影响：

隔离和联络跟踪应用程式: 中国正在用新的手机应用程式来作为对抗新冠病毒的手段。其中有一款称「近距离接触侦测」的应用程式，是由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和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联合开发的，该应用程式利用从公共部门和手机收集到的数据来提醒用户，他们是否和疑似感染者有近身接触。因这款应用程式要求用户提供电话号码和身分证号，共享私人就医信息，非常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用户的其它个人数据，人们表示担忧。其它科技公司也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开发出了类似的应用程式。支付宝已同杭州当局合作，意图在其手机支付系统中增加一项新的功能，它会评估人的健康状况：当有人进入市场或公寓大楼前，他会在入口处扫二维码，只有其健康结果达标，才被准进入。这项功能据悉已在中国200多个城市开始使用。支付宝已经宣布，未来计划在这方面进一步扩展，包括一个新的项目，会根据个人的旅行史和基本健康信息，来推荐对其的隔离措施。腾讯也针对他们位于深圳的微信客户帐户添加了这一类似微信的功能。

扩大在交通系统和公众场合的实名制：上海已经开始鼓励通勤者使用微信，支付宝，或地图应用程式 Autovani，在搭乘地铁前先扫二维码。与在中国其它各城市使用的类似项目一样，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帮助当局追踪冠状病毒的传播，目前是自愿性的。在其它城市，当地政府与科技公司「美团点评」和「嘀嗒出行」合作，强制要求所有乘客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前实行二维码实名扫描。在北京，由于病毒已经关门的电影院，只有在他们记录了所有观众的名字、地址和身分证号后，才可以重新开门。

面部识别升级：中国公民现在是被鼓励戴口罩以防COVID-19病毒的传播，其后果之一是人们再次注意到对面部识别技术的升级。中国科技公司SenseTime于二月底宣布，他们开发的摄像头可以仅通过戴口罩者未被遮盖的部份面部来进行人脸识别。装有面部识别软件的监控摄像头如今已投入使用，来辨识疑似隔离出逃者。

因应病毒的监控科技的应用引发了人们对公民数据隐私和保护，以及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长期使用的新担忧。尽管当地政府声称作为与病毒作战一部分而收集来的个人数据在疫情过去后会被销毁，批评人士对此存疑。 《纽约时报》3月1日的一篇报导指出，支付宝的「健康码」二维扫描功能会分享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位置给警方。此外，中国网民已越来越多的表达他们的恐惧：担心他们的个人信息有可能被盗或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售给第三方。

香港：对记者、立法议员和其他人的报复还在继续

在香港已有大规模的冠状病毒爆发—截至3月1日，已报有98例，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限制陆客来港—香港当局和中国官方媒体依然继续努力阻拦或诋毁报导香港亲民主运动的记者以及涉入其中的人。以下是自一月底以来，几起值得关注的事件：

美国记者被拒入境：2月5日，美国记者Michael Yon被拒入境香港。 Michael Yon过去曾在香港以独立记者身分报导香港的反政府抗议，他觉得自己被拒入境是因为他公开支持香港抗议运动。

老师和学生们因在连侬墙上张贴被捕：2月24日，警方在葵涌逮捕了一名教师和14名学生，说是因他们在一座人行天桥的连侬墙上贴标语。警方声称该教师带领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学生「违法」。
 
黎智英和其他人因官方媒体的抹黑被捕：2月28日，香港传媒大亨、当地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始人及知名民主运动的支持者黎智英，因「非法集会」而被捕。他和香港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前香港民主党主席杨森一起被拘留，说是他们参加了8月31日的被警方取缔的抗议游行。黎智英还被控于2017年出言辱骂一名亲北京刊物的记者。若罪名成立，他们三人可最高被判入狱5年。从去年6月9日到今年1月24日，约有7100名示威者被捕，1120被检控。人权团体批评这些检控有政治目的。这些也突出了在香港的一种选择性公义模式，对那些有确切纪录的警察施暴和暴徒袭击记者的案例给予相对免责，包括对苹果日报的记者以及亲民主抗议者们。中国官方媒体对黎智英的被捕表示赞赏，指责他是「反中乱港」、「祸港乱港总策划」和「外部势力政治工具」。
 
正面发展：在对香港媒体和政治自由的持续限制中，也有几个好消息。 2月21日，检方撤销了对两位8月24日抗议的男子的暴乱指控，这是此类指控被撤诉的最先两例。 2月24日，一家独立英文网路媒体《香港自由新闻》，入围「审查目录言论自由奖」的终选名单。

中国之外：加紧官媒规范、推特上的中国外交官、艺术审查和中文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的扩张

一月份，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全球下载次数居榜首：根据「感应塔（Sensortower）」发布的数据，一月份，随着抖音（TikTok）在安卓和苹果手机上都成为被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式，中国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跟随者。位于北京的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开发了另两款娱乐软件Helo 和Vigo，在印度及其它国家很火，在苹果商店的总下载量排入前十。包括微信在内的腾讯旗下的几款表现也不俗。应用程式由于中国的手机用户总量高，使得像「头条」和「腾讯新闻」一类的中文新闻应用程式在该月确信被下载全球最多的新闻应用程式。
 
美国将中国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使团」，提出工作许可限额：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将五家中国官方媒体机构列为外国使团，这五家媒体 — 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 将被要求向美国政府提交他们的员工名单，如果这些员工要在美国置产，需要预先得到许可。 3月2日，国务院进一步宣布了允许了中国这五家机构在美国允许工作的人数上限。这显然被视为是对中国在二月份突然驱逐三位《华尔街时报》记者的报复。
 
美国人口普查署在中文媒体上刊登广告引批评：为了将信息送达在美国的讲中文人群，据报导美国人口普查署计划将2020年的调查表通过购买广告的形式在中国官方媒体CCTV4、以及其它中文媒体上发布，这些媒体中有些是明知持有强烈亲中立场的。然而，在此计划在媒体被披露后，人口普查署澄清说CCT4被列在潜在的社区媒体中属于失误，在该台的广告购买尚未发生。另外未被列入广告购买媒体名单的还包括一直以来批评中国政府的媒体，譬如《大纪元时报》和位于湾区的「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尽管「希望之声」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曾被列入刊登广告的媒体名单。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已经签了合同刊登（人口普查）广告的媒体有：美国中文电视、《侨报》、凤凰卫视、天下卫视。分析家注意到，大量的合同是与亲中媒体签定，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吸纳在美华文媒体的长期努力。
 
中国外交官上推特：自2019年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官上推特，来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政府的观点，尽管该平台在中国依然被禁。目前，有68位中国外交官使用推特，其中包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驻英大使刘晓明。人们对此种社交媒体的参与褒贬不一。一些外交官使用非外交辞令，效果适得其反：例如，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查立友针对推特用户批评者放言，说他们会「像病毒一样被清除」，此语遭致用户批评。此外，如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已经看到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人跟风。在推特之外，中国的外交官正变得越來越好斗。在2020年2月《经济学人》采访中，中国驻瑞典大使警告说：「面对敌人，我们將开枪反击！」。
 
北京政府在境外艺术方面的影响：过去一个月，在中国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和活动主办方的自我审查下，北京不喜欢的摄影家、漫画家和舞蹈家遭受到了审查和抹黑，尽管有些情形在被曝光后有所好转。 2月19日，据《香港自由新闻》报导，「索尼世界摄影奖」将获奖入围者高仲明, 巴特洛（David Butlow）和弗格森（Adam Ferguson）反映香港抗议活动的图片作品从其网站被删除，理由是「敏感内容」。在公众反制后，巴特洛和弗格森的作品全部被放回，但高仲明的只是部份被放回网站。 2月7日，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有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组织举办的艺术展，在画廊业主的要求下，起初被强迫删除一位知名异议人士、中国艺术家巴丢草的作品，后来该决定被纠正。在澳大利亚佩斯， 据信息自由法查询，在2019年3月，一家公众基金资助的剧院中心被迫向中领馆道歉，原因是一家台湾舞蹈团在此演出。在美国，对谣传观看神韵演出会有从华裔演员那里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公卫官员不得不站出来驳斥，并指出，除其它事项，因为神韵艺术团许多演员修炼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在中国是被禁的（其所有团员多年以来没有也无法到中国旅行）。 2月26日，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导，该谣言在美国和南韩是被与中共官方有联系的个人蓄意传播的。
 

重点反制：中国记者报导新型冠状病毒

就武汉冠状病毒，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开足马力报导中国领导人的宣传说辞和目的，海内外大量中文媒体还是提供了关于疫情爆发的勇敢的、有价值的报导。中国几家商业化及财经的新闻媒体 — 尽管它们某种程度上是国有的 — 也试着赶在被审查者删贴前、或直接抵制审查者来进行报导。像《财新》（Caixin）和《经济观察报》（Economic Observer）一类的媒体就对早期的疫情爆发和官方隐瞒、病人和第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公开的帐号、以及对官方感染人数的质疑方面，做了调查报导。维权人士花了一番功夫，在被删前从中国国内保存这些报导。除了这些，GitHub上的一个资料库保存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从几十个新闻来源收集到的数千篇文章。
同时，香港、台湾或海外华人的记者和媒体也在试图辨别找尋关于感染和死亡规模的信息来源，包括采访在武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或是从各省的卫生局公布数据中泄漏的蛛丝马迹。国家资助的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和《德国之声》，以及国际媒体如《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中文版也提供了针对华人的有品质的报导。
 
总体说来，尽管官方审查的手伸得很长，这诸多的努力给中文受众提供了不同的渠道，使得他们知道从哪里得到更全面的关于疫情爆发的资讯。加上大众发声和公民记者拍摄的视频，这些努力好像也使得政府的行动有所调整—不管是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派调查组前往武汉对提前预警医生（李文亮等）的错误惩戒，还是对报导病例指导原则方面的改变，以对感染的规模有更准确的意识。

图：2020年2月10日《经济观察报》头版，呼吁为死去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正名。（图片来源：Twitter/Michael Anti）      

未来关注

• 对冠状病毒数据准确性的调查：自2月20日起，尽管新的感染和死亡案例在其它国家在成倍增加，中国卫生部门官员对冠状病毒病例新增病例的步调方面呈现出来的是持续下降，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中心湖北省之外。在宣传说辞中宣称病毒已被控制，以及习近平重启经济的号召下，观察是否有超过报告的感染率的证据或地方，省和中央官员故意操纵数据的证据。这些证据最近出现在山东省泄露的文件中。
• 中共对社会和信息流通长期的、更加重的控制：在中国政府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努力中，审查和监控也在借势加强。未来关注看看哪些措施和科技在疫情结束后还长时间在那里，是否在这期间收集的个人数据会被转用来做其它社会控制，以及曾挑战过审查的记者或媒体会不会被秋后算账。
• 外国规范中国官方媒体：美国将主要中国官方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并限制那些媒体在美国允许工作人数的限额，随著此举，对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运作的实质影响值得关注。其他关注有中国是否会采取对等举措，包括新一轮的对美国记者的驱逐。在其它地方，人权团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月25日向英国媒体监管机构OFCOM发出投诉，其中列出了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是被政治团体（中共）拥有或控制而违反了英国广播法的证据。如果指控属实，可导致该台的播出许可被吊销。 OFCOM是否会启动调查以及其调查结果怎样，值得关注。

行动起来！

• 订阅《中国媒体快报》：每月直送电子邮箱，获取《中国媒体快报》最新信息，最深入分析。免费发送！点击这里或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 分享《中国媒体快报》：帮助朋友和同事更好地理解中国不断变化的媒体和言论审查状况。

• 获取未经审查的消息内容：请点击这里或这里，找到比较流行翻墙工具的综合测评以及如何通过GreatFire.org获取翻墙工具。

• 支持良心犯：了解如何采取行动帮助新闻记者和言论自由维权人士，包括在往期《中国媒体快报》中特别提到的良心犯。点击这里

• 访问《中国媒体快报》资源中心：透过自由之家网站的新资源中心，了解了解更多决策者、媒体、教育界人士和捐助人可以如何帮助推进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