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目标国家的公关公司在中国政府的大外宣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莎拉 ‧ 库克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官在主要外媒报导中发表专栏文章是很常见的。除此之外,北京国际媒体影响力工作的其他熟悉特点包括宣传华为电信技术的文章,并在同时淡化该公司与中国共产党(中共)的关系,或邀请记者和大学高层到中国参加全程由官方支付费用的旅行。
但是,中国這种外宣系统中的相关人员,如何在每个外国社会辨認并联系适当的培力者和机构?答案是这种服务越来越頻繁地由当地的公关公司来完成,以换取丰厚的酬勞。
自由之家最近出版的《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中囊括的各国案例和其他研究显示,在美国、巴拿马、台湾和肯尼亚等不同国家,公关公司一直在努力传播北京的信息,并收编当地的声音。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企图涉及秘密行动、胁迫或潜在的贪腐行为。
借着一条美国法律获悉的罕见见解
揭示北京和当地公关公司之间的合作细节是一项重大挑战,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提交的公开文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一些说明。
自由之家上个月发布的一份关于2019年以来北京在美国对当地媒体进行影响行动的案例研究,重点介绍了中国大使馆与布朗罗伊德詹姆士公关公司(BLJ)之间的合同。中国大使馆在2020年上半年向该公司支付了14.4万美元,帮助外交官们 "撰写、编辑和投放专栏文章",以及管理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账户。在这六个月里,时任驻美大使崔天凯的文章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彭博社,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的媒体单位发表。而崔天凯的继任大使自该合同结束后,就没有那么多产了。
然而,自2011年以来的文件显示,布朗罗伊德詹姆士公关公司还与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签订了合同,该基金会是一个代理实体,被广泛认为是中共统战工作系统的一部分。这家公关公司每月获得20,000美元的报酬,为主修新闻的学生安排前往中国的行程,争取前美国政府官员为中共官媒撰写 "关于中国的正面评论文章",分析 "四本最大家的美国高中教科书 "对西藏和中国的描绘,并制定 "应对有关西藏的舆论 "的建议。在2020年上半年,中美交流基金会向布朗罗伊德詹姆士公关公司支付了超过30万美元的酬劳,其中包括协助资助沃克斯传媒、Slate、《波士顿环球报》、《波士顿先驱报》和《赫芬顿邮报》等的记者前往由官方资助的中国旅行。
中美交流基金会有时还与另一家公关公司Wil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合作。自由之家揭露了一份由中美交流基金会签署的合同,而根据其内容,该公关公司在2019-20年间赚取了30多万美元,用于 "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主要意见领袖、来自资源匮乏社区的学生和非裔美国媒体机构建立、加强和保持良好关系"。相关的文件也提供了由中美交流基金会赞助的各种黑人大学生代表团和传统黑人大学的校长们访问中国的细节。
总部设在中国的华为公司因其与中共关系密切,并在中国和国外建立审查和监视系统的记录而闻名,该集团也一直是美国公关公司的主要客户。在2021年的前六个月,华为向罗德公关公司支付了近80万美元,用于安排采访,设立虚拟市政厅,播客访谈,以及安排华为高管在美国的电视上亮相。 2019年,华为签下每月向锐思博德公关公司(Racepoint
Global)支付至少5.5万美元及向博雅科恩和沃尔夫(Burson Cohn and Wolfe, BCW)支付16万美元的合约,用于向 "目标媒体 "和 "关键意见领袖 "进行宣传,并独家为美国记者支付在当年春天前往华为深圳总部的旅行。官方文件和媒体报道显示,华为在2021年为罗德公司的公关支出高达350万美元,该笔支出包含支付给罗德公司的酬劳,以及当年与锐思博德公关公司合同延长的费用。
全球性的现象
美国是一个有点不同寻常的例子,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企图施加影响力的优先目标,而且《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相关文件(在完成时)提供了罕见的透明度。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公关公司的招募也延伸到了其他国家。
例如,在2019年,华为聘请总部设在伦敦的Wavemaker公司实施了一项价值3.5亿美元的全球行销活动,包括推广消费者手机等产品。当时,这家中国公司还面临着民主政府日益增长的担忧,即其参与建设第五代(5G)移动网络所涉及的监控风险。其中一个深陷是否该使用华为技术的辩论的政府是罗马尼亚。 2022年1月,基于资产申报所做出的媒体报道显示,该国财政部长在上任前曾被当地一家公关公司收买,为华为的广告活动撰写了几篇文章。
在肯尼亚,作为北京全球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CRBC)正在建设一个大型铁路项目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根据该公司的年度付款计划,当面临与透明度、种族主义和对当地企业的潜在损害有关的负面新闻报道时,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雇用了至少五家在地的公关公司,包括PMS集团。 Hangwei Li 和Yuan Wang两位专家在2月发表的研究指出,"这些公关公司帮助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一些任务,如撰写并向当地和国际媒体分发新闻稿,精心制作媒体邀请函,......以及游说媒体进行正面报道。"
在华文媒体领域,公关和广告内容已经更进一步地嵌入到本地新闻单位中。例如,总部设在法国的中谊传媒公司经营一个24小时的中法双语电视台,并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国家媒体合作;该公司也有公关和广告业务,并称这是其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台湾,由中国政府实体所投放的有偿内容在规定上来说是非法的,但根据报道,至少有一间公司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并充当中间人;该单位的一位前资深编辑称,他们将中国政府机构发出的付费广告内容转包给台湾媒体。
软实力或者威权干预?
许多公司和政府——无论专制或民主政府——都利用公关公司的服务来促进同情报道和抵制负面新闻。然而,有几个因素可说是使得北京可能启人疑窦的做法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中国共产党和与党关系密切的大型中国企业在宣传方面投入的资源,其规模十分庞大。可观且长期的利润潜力也吸引了国际的公关公司,形成经济上的依赖性,并阻碍了与其他可能威胁此关系的其他客户合作。这也反映了在许多国家中,受中共迫害的受害人揭露中共政权或公司不当行为的调查记者及民间倡议人士所拥有资源的显著不平衡。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政府对中介机构和代理人的分层使用,如美国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或世界各地的各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家们都知道这些实体是中共统战系统的一部分,但对于透过公关公司代表中共而接触到的许多当地对话客群来说,他们不太可能熟知这个资讯。接受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个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国政府最终隐身于某篇文章、旅行邀请或活动通知之后。
第三,公关公司及其中国客户的一些行为已经从普通的公共关系经营转向审查、恐吓或规避当地法律,如上述台湾的例子。据报道,在巴拿马的另一个案例中,一家由中国公司江西矿业大量投资的矿产企业在2019-20年雇用了积极的公关公司——Corporate Diplomacy。该机构召集了资深的媒体管理人,抱怨对其形象不利的新闻,并迫使他们停止报道。这种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巴拿马更具分量,因为当地记者经常因揭露公共利益的调查报道,遭狭怨报复,面临高昂的诽谤诉讼
最后,众所周知的还有北京在外国媒体生态系统中推广虚假和误导性内容。一些旨在单纯地庆祝北京奥运会、赞扬中国现代化或呼吁改善双边关系的活动,可能看似属于普通公共外交范畴。但是,当宣传信息涉及到粉饰或否认反人类罪行、转移具正当性的电信设备相关国安隐忧、或传播COVID-19源自美国的这种阴谋论时,公关公司、其中国客户和当地媒体,就会在道德上有所妥协。
制订对策
尽管中国的不实宣传规模庞大,但民主社会可以采取应对措施以减少潜在风险、守护独立报道,并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促进声音的多样性。
公关公司们应该审查自身为与中共有关联的实体所提供服务的潜在危害,尽管收费丰厚诱人,最好能停止这些服务;如果公司选择保留这些有问题的客户,即使法律没有要求,它至少也应透明行事,并向对话客群解释,该公司是代表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实体进行发言。各国政府应执行并扩大涉及外国政府(包括中国)的公关服务的透明度和回报要求。
民主国家的资助方应努力缩小资源差距,不仅要为公民团体、调查性报道项目和受害者群体提供支持,记录侵权行为或虚假信息,还要提供资金,以参与更复杂、更频繁、规模更庞大的推广活动,以宣扬他们的调查结果。
就个人层面而言,任何编辑、记者、大学校长、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如果被公关公司邀请参加费用全免的中国之行、撰写与中国政府官方叙事一致的专栏文章,或进行任何其他可疑的项目,都应该审慎行事,查明邀请的原始来源。简单的在线研究、向当地专家请益,或浏览美国公开可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信息,往往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并有助于防止无意中被一个残暴的专制政权所收编。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