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的起訴是中國社會日益蔓延的禍害
莎拉‧庫克
近幾週來,中國的安全和宣傳機構把矛頭對準了在中國的外商顧問和審計公司,進行了突擊檢查,拘留員工,並修訂擴大《反間諜法》,同時還在電視上播出了精心製作的「調查性報告」,介紹了其公開執法打擊的情況。
此次行動已經在國際商業界引起了恐慌,但最近針對高知名度和低調的民間倡議者的監禁判決提醒了人們,對私營部門的打壓案件只是中國更大政治性起訴模式的一部分。
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政治和宗教犯人口最多的國家。自2017年中國政權在新疆發起大規模拘禁行動以來,總數顯著增加,最近自3月以來似乎又有所上升,法院在長期等待的審判中宣判刑罰,也可能是因為COVID-19疫情導致的審判延遲而需要趕上進度。
而回顧過去3個月中公開曝光的20多個判決案例,可以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瞭解問題的規模、受到懲罰的行為種類,以及該法律制度中,使這種起訴得以發生的深刻缺陷。
全國範圍內對大大小小罪行的搜捕
從最新的案例可以推斷,因政治或宗教性因素而被監禁在中國是一種全國性現象。自3月以來,因和平地行使言論自由權利而被拘留或起訴的人群不僅來自像北京或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包括來自具有大量少數民族人口的地區,例如新疆或四川。最近的案例亦有發生在東北的山東、南方的廣東和中部的湖南或河北,以及香港。而根據一些消息來源,香港現在可能擁有超過1,400名政治犯。
此外,被逮捕或判刑的人包括漢族、藏族、維吾爾族和一位內蒙古作家和歷史學家(從中國逃亡幾個月後被從鄰國蒙古被帶走)。人權倡議者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許艷也在前往會見訪華的歐盟官員時被拘留。
然而,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違規行為或在更民主的國家中被讚揚的活動,在中國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和自由剝奪。上月,中國最著名的兩位人權律師許志永和丁家喜先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與12年,刑期尤為嚴苛。他們的罪行似乎與其它倡議者會面,討論公民權利和民主改革有關。其中,許志永還曾發表一封公開信,批評習近平主席對COVID-19大流行的處理方式。這樣長的刑期並非例外。最近的其他長刑期案件包括5月初被判處8年監禁的知名人權捍衛者郭飛雄,一名法輪功學員和公民記者同樣被監禁了8年,以及一名被判處11年刑期的維吾爾族歌手。
雖然許多人在其它情況下被判處了較短的刑期,但有鑒於他們所涉及的行為,仍屬量刑過重。比如,一名西藏作家因主張年輕人學習藏語的重要性而被判處4年監禁;一名來自河南的上訪者因向更高級別的法院上訴村莊腐敗問題而被行政拘留10天;一名山西男子因為訪問被封禁的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且發布了一段據稱被分享或按讚約7000次但內容被認為有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中共)聲譽的影片,於是被監禁了1年半。另外,更有一位香港家庭主婦因在推特上批評警察並發文表達支持香港獨立而面臨「煽動叛亂」的指控。
日益擴大的監控和不斷變化的紅線
從最近的一些判決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權廣泛的監控能力以及其可以投入於個案的龐大資源。其中,有一起以技術專家阮曉寰「編程隨想」為焦點的起訴。他的匿名部落格已有10多年歷史,他在部落格中提供了如何繞過網站封鎖的指南,並分享了與審查機構有關的文章和翻譯。當得知他已被捕並被判7年監禁時,一些網友表示震驚和失望,指出倘若像阮曉寰這樣技術精湛的人也會被識別,那麼普通的網路用戶就更不堪一擊了。
在許志永案中,中國安全部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長達數週的搜捕,最終在近2個月之後抓獲了他。然而,當局並不總是依靠高科技監視來鎖定異議人士。劉愛華是兩名美國公民的母親,也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她因持有與被禁止的法輪功和其學員遭受迫害有關的書籍和印刷品,在一位鄰居向警方舉報她散發傳單後,於3月下旬被判處4年監禁。
儘管一些異議人士知道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受到懲罰,但其他人可能在沒有被預料到的情況下違法了法律。中共的紅線標準朝令夕改,過去被允許或容忍的行為現在可能被視為“敏感”而受到懲罰,甚至存在被溯及既往的情況。在中國或香港境外參與異議活動的個人,即使多年過去、或之前訪中時沒有問題,一旦回到中國境內也可能受到起訴。
近期發生的以下三起案例證實了上述風險:4月21日,一名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2年前在臉書上發表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而被逮捕,並被依涉嫌違反國安法被起訴。該學生已獲得保釋,但她的護照已被沒收,無法返回日本完成學業。4月23日,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的非小說出版商李延賀因出版了一些批評中共的書籍,在上海探望其病重的母親時被拘留。
與此同時,中共黨媒《光明日報》記者董郁玉據報在與一名日本特使會面後,自2022年2月起被控間諜罪並被拘留。作為中國國際關係的敏銳觀察者,董郁玉在外國記者和外交官中尤其廣為人知且受人尊敬。因此,當他感覺到政權對這種對外的交流互動越來越敏感時,他開始在寫作時更加謹慎,在與外國人會面時也更加小心。但他的預防措施顯然是不夠的。他在退休前三個月被拘留。最初,他的家人沒有公開他的被捕,希望指控會被撤銷,認為他與外國代表的接觸只是他工作的例行公事。董郁玉的案件目前正在審判階段。對商業界來說,這可能是最令人不寒而慄的,因為他們認為近期一系列對顧問和審計公司的突擊檢查也與中共加強擴大《反間諜法》有關。
社會成本
中國的政治迫害對受害者和整個社會都會產生長期的影響。中國的牢獄拘留條件惡劣,普遍存在營養不良、酷刑和拒絕提供醫療治療的情況,每年都有在被拘留期間死亡的案例。被監禁者的家庭被分離,職業生涯受阻,生計被毀。即使在被釋放後,仍然不斷受到監控和騷擾,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日期前後。在過去的1個月裡,兩名因工作而入獄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和王全璋,其家屬因房東受到當局壓力,而被逼迫搬離。這是李和平自2015年以來的第7次被驅逐。方斌在疫情早期拍攝的武漢醫院影片引起了全球關注,被判3年監禁後獲釋,但他的親屬因擔心警方騷擾而不敢收留他,使他形同無家可歸。
上述示例僅僅揭示了在中共統治下因政治或宗教性因素而被禁錮的議題的冰山一角。據估計,此類囚犯的總人數達數百萬之多。而近來被突襲的企業以往被視為更加獨立和受保護,但實際上,當前商業界所面臨的根本問題是類似的:他們同樣面對一個法律可被任意曲解、紅線變化無預警,法官受中共(CCP)控制並且缺乏救濟管道的體制。因此,外國領導階層、投資者,甚至任何與中國法律體制有接觸的人,都應該從那些被針對的倡議者和宗教信仰者身上汲取教訓。因為即使所從事的行動內容不同,該政權也只會越來越將對其利益構成潛在威脅認定是相同的。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