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起诉是中国社会日益蔓延的祸害
莎拉・库克
近几周来,中国的安全和宣传机构把矛头对准了在中国的外资咨询和审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拘留员工,并修订扩大 ”反间谍法”,同时还在电视上播出了精心制作的“调查性报道”,介绍了其公开执法打击的情况。
此次行动已经在国际商业界引起了恐慌,但最近针对高知名度和低调民间异议人士的监禁判决提醒了人们,对私营部门的打压案件只是中国更大政治化起诉模式的一部分。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政治和宗教犯人口最多的国家。自2017年北京政权在新疆发起大规模拘禁行动以来,总数显著增加,最近自3月以来似乎又有所上升,法院在长期等待的审判中宣判刑罚,也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审判延迟而需要赶上进度。
而回顾过去3个月中公开曝光的20多个判決案例,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问题的规模、受到惩罚的行为种类,以及该法律制度中,使这种起诉得以发生的深刻缺陷。
全国范围内对大大小小罪行的搜捕
从最新的案例可以推断,因政治或宗教性因素而被监禁在中国是一种全国性现象。自3月以来,因和平地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被拘留或起诉的人群不仅来自像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包括来自具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例如新疆或四川。最近的案例亦有发生在东北的山东、南方的广东和中部的湖南或河北,以及香港地区。而根据一些消息来源,香港现在可能拥有超过1,400名政治犯。
此外,被逮捕或判刑的人包括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和一位内蒙古作家和历史学家(从中国逃亡几个月后被从邻国蒙古被带走)。人权活动人士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艳也在前往会见访华的欧盟官员时被拘留。
然而,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或在更民主的国家中被赞扬的活动,在中国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自由剥夺。上月,中国最著名的两位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先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与12年,刑期尤为严苛。他们的罪行似乎与其他活动人士会面,讨论公民权利和民主改革有关。其中,许志永还曾发表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主席对新冠大流行的处理方式。这样长的刑期并非例外。最近的其他长刑期案件包括5月初被判处8年监禁的知名人权捍卫者郭飞雄,一名法轮功学员和公民记者同样被监禁了8年,以及一名被判处11年刑期的维吾尔族歌手。
虽然许多人在其他情况下被判处了较短的刑期,但有鉴于他们所涉及的行为,仍属量刑过重。比如,一名西藏作家因主张年轻人学习藏语的重要性而被判处4年监禁。一名来自河南的上访者因向更高级别的法院上诉村庄腐败问题而被行政拘留10天。一名山西男子因为访问被封禁的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且发布了一段据称被转发或点赞约7000次但内容被认为有损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中共)声誉的视频,于是被监禁了1年半。另外,更有一位香港家庭主妇因在推特上批评警察并发帖表达支持香港独立而面临“煽动叛乱”的指控。
日益扩大的监控和不断变化的红线
从最近的一些判决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权广泛的监控能力以及其可以投入个案的庞大资源。其中,有一起以技术专家阮晓寰 “编程随想”为焦点的起诉。他的匿名博客已有10多年历史,他在博客中提供了如何绕过网站屏蔽的指南,并分享了与审查机构有关的文章和翻译。当得知他已被捕并被判7年监禁时,一些网民表示震惊和失望,指出倘若像阮晓寰这样技术精湛的人也会被识别,那么普通的互联网用户就更不堪一击了。
在许志永案中,中国安全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数周的搜捕,最终在近2个月之后抓获了他。然而,当局并不总是依靠高科技监视来锁定异议人士。刘爱华是两名美国公民的母亲,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因持有与被禁止的法轮功和其学员遭受迫害有关的书籍和印刷品,在一位邻居向警方举报她散发传单后,于3月下旬被判处4年监禁。
尽管一些异议人士知道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惩罚,但其他人可能在没有被预料到的情况下违法了法律。中共的红线标准朝令夕改,过去被允许或容忍的行为现在可能被视为“敏感”而受到惩罚,甚至存在被溯及既往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境外参与异议活动的个人,即使多年过去、或之前访中时没有问题,一旦回到中国境内也可能受到起诉。
近期发生的以下三起案例证实了上述风险:4月21日,一名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2年前在脸书上发表支持香港独立的言论而被逮捕,并被依涉嫌违反国安法被起诉。该学生已获得保释,但她的护照已被没收,无法返回日本完成学业。4月23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的非小说出版商李延贺 因出版了一些批评中共的书籍,在上海探望其病重的母亲时被拘留。
与此同时,中共党媒《光明日报》记者董郁玉据报在与一名日本特使会面后,自2022年2月起被控间谍罪并被拘留。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的敏锐观察者,董郁玉在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中广为人知且受人尊敬。因此,当他感觉到政权对这种对外的交流互动越来越敏感时,他开始在写作时更加谨慎,在与外国人会面时也更加小心。但他的预防措施显然是不够的。他在退休前三个月被拘留。最初,他的家人没有公开他的被捕,希望指控会被撤销,认为他与外国代表的接触只是他工作的例行公事。董郁玉的案件目前正在审判阶段。对商业界来说,这可能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因为他们认为近期一系列对咨询和审计公司的突击检查也与中共加强扩大
《反间谍法》有关。
社会成本
中国的政治迫害对受害者和整个社会都会产生长期的影响。中国的牢狱拘留条件恶劣,普遍存在营养不良、酷刑和拒绝提供医疗治疗的情况,每年都有在被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例。被监禁者的家庭被分离,职业生涯受阻,生计被毁。即使在被释放后,仍然不断受到监控和骚扰,尤其是在政治敏感日期前后。在过去的1个月里,两名因工作而入狱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璋,其家属因房东受到当局压力,而被逼迫搬离。这是李和平自2015年以来的第7次被驱逐。方斌在疫情早期拍摄的武汉医院视频引起了全球关注,被判3年监禁后获释,但他的亲属因担心警方骚扰而不敢收留他,使他形同无家可归。
上述示例仅仅揭示了在中共统治下因政治或宗教性因素而被禁锢的议题的冰山一角。据估计,此类囚犯的总人数达数百万之多。而近来被突袭的企业以往被视为更加独立和受保护,但实际上,当前商业界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类似的:他们同样面对一个法律可被任意曲解、红线变化无预警,法官受中共(CCP)控制并且缺乏救济管道的体制。因此,外国高管、投资者,甚至任何与中国法律体制有接触的人,都应该从那些被针对的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身上汲取教训。因为即使所从事的行动内容不同,该政权也只会逐渐将对其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视为相同。
莎拉・库克是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的资深研究员